建国后周总理接见董竹君母女感慨：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功臣
标题：建国后周总理接见董竹君母女感慨：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功臣
1951年6月9日上午十点，上海茂名南路一幢由三座深灰色小楼拼接而成的建筑门前，礼炮声接连响起。刚刚更名的“锦江饭店”挂起了崭新的红底金字招牌，身穿浅色旗袍的董竹君站在台阶上，笑意克制却掩不住激动。不到两小时后，她把自己经营了十六年的心血交到上海市公安局代表手里，旋即被聘为董事长——这份任命，意味着锦江从私人企业转身为共和国重要的外事窗口。也正因为这一次顺水推舟，她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情迈向新的阶段。
时间往回拨一年。1950年深秋的一个周末傍晚，西花厅的客厅灯光柔和，周恩来抬腕看表，又笑着对身旁人说：“他们路上堵车，别着急。”不久后，董竹君与女儿国瑛匆匆赶到，她们略显歉意地鞠躬致意。邓颖超拍拍董竹君的手：“来得正好，菜刚上桌。”席间没有客套话，只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肯定：“你们母女在人前总说自己只是办饭店、拍电影，其实是党和国家的老朋友。”
简短对话却能听出周总理对这对母女多年支持革命的不凡评价。董竹君自知，这份肯定来之不易，她的人生轨迹几乎写满跌宕。1900年，上海洋泾浜边的棚户传来她的啼哭声；13岁那年，为了偿还家中高利贷，她被迫进“长三堂子”卖唱。靠着一副好嗓子和极强的悟性，她迅速走红，却也在烟花柳巷遇到青年军人夏之时。对方身份特殊——辛亥革命后四川临时政府副都督——两人私奔、逃亡日本，一段乱世姻缘由此展开。
留日期间，夏之时为董竹君聘请家庭教师，数学、日语、世界史轮番灌顶；少女将苦难化作求知的饥渴，短短两年完成高师所有课程，还第一次听到“平等”“自由”这几个在当时颇为生僻的词。正当她准备赴法深造，丈夫一封电报把她召回四川。原以为会携手闯荡，却在军阀混战中亲眼看见对方沉迷鸦片、迷恋赌博，夫妻裂痕难以弥合。为了孩子和尊严，她在1924年自办织袜厂，又尝试运营黄包车公司——一次次经营试水给她积累了商业敏感，也为后来开饭店打下基础。
婚姻终于在1934年画下句号。夏之时离沪时净身出户，家中只剩债务与四个女儿。窘迫之际，董竹君把珍贵的珍珠项链卖了，又借到两千元流动资金，谋定在餐饮业破局。1935年3月15日，法租界华格臬路上传来鞭炮齐鸣，22桌菜不到半小时被抢空——“锦江小餐”崭露头角。川味麻辣与她亲手改良的红烧酱汁迅速征服沪上食客，就连杜月笙、杨虎也常来捧场。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国瑛已随母亲练就一口流利英语，往来侍应生与外侨之间的翻译全靠她镇场。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饭店身处战火边缘，董竹君却没有选择“低头做生意”。她出资办《上海妇女》杂志、资助上海救护队，还在暗中替地下党成员联络掩护。一次警报骤起，她干脆把后厨改装成临时工棚，给受伤的学生缝合伤口。危险随之而来，日伪几次软硬兼施都被她敷衍过去，最后逼得她只身逃到菲律宾。阴差阳错，太平洋战争再起，她漂流回沪，重整锦江，把战火中的饭店变成“难民食堂”，卖盒饭也要让伙计们保住饭碗。
抗战胜利，新中国诞生。董竹君几乎没犹豫便把锦江上交国家。有人私下劝她：“白手起家不容易，就这样放手？”她回一句：“舍得舍不得，也就这几年，国家好才是真的好。”国瑛同样投身新中国电影事业，后来参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建，被称为厂里的“拓荒者”。所以，当周恩来说出“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功臣”时，这既是肯定，也是概括。
西花厅那顿家常饭吃了三个多小时。周总理不厌其烦地追问锦江饭店的菜价、原料供应，还关心老员工的社保问题。临别前，他亲自把母女俩送上轿车，说道：“把饭店办好，就是为国家出力。”车门关上的一瞬，国瑛望着母亲，轻声说：“妈，这就是值得的。”董竹君点点头，没有多说，只抬手整了整女儿的衣领。
此后，锦江饭店在外事活动中的角色越来越重。从印度总理尼赫鲁到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再到首次来华的张爱玲，几乎都在这里留下足迹。“锦江”不再只是一家川菜馆，而是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枚名片。董竹君并没有停下，1953年，她配合政府完成饭店第一期扩建；1957年，锦江新楼封顶，一口气增加了近三百个房间。每次剪彩她都站在侧面，笑着看年轻服务员接过钥匙。
晚年的董竹君把更多时间交给文字，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就写在她70多岁之后。她用带着沪上口音的普通话对学生说：“人哪，走得再远，也别忘记当年起步的那条臭河浜。”1997年冬天，她在睡梦中安静离世，上海下着细雨。噩耗传来时，远在北京工作的国瑛只说了一句：“妈妈走得坦然。”取下的遗像，是那张开业典礼上微微含笑的照片，背景正是锦江的石库门拱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