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在伊拉克与伊朗边境完成前沿部署，十余架战略运输机携特种作战装备跨洋驰援，特朗普政府同步发出“严厉打击”威胁，外界关于“哈梅内伊政权已岌岌可危”的判断不绝于耳。但这场交织着外部军事施压、内部矛盾发酵的博弈，绝非“政权更迭”的简单预判所能概括——哈梅内伊政权固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
外部围堵的凌厉攻势，确实给伊朗政权带来直接压力。这支曾参与抓捕马杜罗的精锐部队，此番部署并非孤立军事动作：美英加油机持续支援中东空域，侦察机抵近伊朗海岸密集搜集情报，中央司令部司令亲赴巴林协调联动，再加上特朗普与伊朗流亡势力代表会面释放的政治信号，形成了军事威慑与政治渗透的双重绞杀。美国试图复刻“委内瑞拉模式”，借伊朗跨年骚乱之机，以“极限施压+代理人干预”的组合拳，加剧其内部动荡。以色列的紧密呼应与“影子战争”，更让这场外部压力形成立体围堵，试图切断伊朗的地区博弈筹码。
但将外部军事存在等同于“政权危机”，显然低估了哈梅内伊政权的体制韧性。这套以神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并非依赖个人权威维系，而是由革命卫队、教士阶层、专家会议构成的稳固权力网络支撑——革命卫队控制着近四成国民经济，既是体制支柱，也有捍卫自身利益的强烈动力，在“抵御外部干预”这一核心诉求上与哈梅内伊立场高度一致。哈梅内伊作为什叶派精神领袖，其宗教权威跨越国界，能持续凝聚国内共识，即便社会存在分歧，“民族存续”的底线认知仍能让民众在外部威胁面前形成合力。更关键的是，伊朗早已形成成熟的非对称应对策略，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抵抗轴心”，将战场外推至对手薄弱环节，让美军任何军事行动都需付出高昂代价。
真正考验哈梅内伊政权的，是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跨年骚乱从洛雷斯坦省蔓延至二十余省，根源在于持续飙升的通胀与民生压力，而库尔德分离势力借机呼吁“自决权”，进一步撕裂了社会共识。国内政治格局同样暗流涌动：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的缓和政策与保守派教士的强硬立场形成对立，革命卫队作为利益集团的独立性日益凸显，教士阶层内部围绕接班人问题的分歧也逐渐显现。这些裂痕被外部势力刻意放大，通过舆论战散布“哈梅内伊逃亡”等虚假信息，试图瓦解民众对政权的信任，构成了比边境重兵更隐蔽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