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日本东京，有家叫“新亚”的饭店，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立了个规矩让所有日本人都傻了眼：洗碗扫厕所这种脏活累活，中国留学生不许碰，全归日本员工干。
更离谱的是工资条，中国留学生时薪1000日元，而日本员工只有800日元。
要知道，那是中国留学生普遍在后厨刷盘子、被当廉价劳动力的年代，这条规矩简直就是照着行业潜规则的脸狠狠扇了一巴掌。
那个在后厨忙活的老头子，正是曾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超级富三代”盛毓邮，而那个站在柜台后、时刻盯着卫生死角的老板娘，就是当年上海滩出了名的“洁癖大小姐”任芷芳。
这事儿吧，得从头说起。
任芷芳当年在上海滩名媛圈子里，那是出了名的难伺候。
她的洁癖不是爱干净那么简单，简直就是一种病态的执着。
出门理发，她得带自家全套工具，生怕理发店的剪刀上有细菌；去西餐厅吃饭，必须自带银筷子，还得掏出酒精棉球把桌椅板凳擦得锃亮，服务员看她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个外星人；家里的床单被罩，那是非得一天一换不可。
这种讲究在当时被坊间戏称为“千金病”，大伙儿茶余饭后都在打赌，将来哪个倒霉蛋娶了她，光是伺候这位姑奶奶洗漱都得累脱一层皮。
命运就是个蹩脚的编剧，给了她一身“公主病”，却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硬塞给她一个“丫鬟命”的剧本。
要读懂这对夫妻的命运沉浮，就绕不开那个把他们推向深渊的男人——盛毓邮的父亲，盛恩颐。
盛家是何等门第？
盛宣怀一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作为盛宣怀最宠爱的孙子，盛毓邮9岁那年就分到了116万两白银的遗产，这还不算那堆积如山的股票和房产。
按理说，这笔钱就算盛毓邮这辈子躺着不动，三代人也花不完。
坏就坏在再他那个爹盛恩颐，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祖宗”。
这位手里拿着一手王炸的父亲，硬是把“坑儿子”这门手艺演绎到了极致。
盛恩颐的挥霍那真是教科书级别的。
上海滩第一辆奔驰车是他买的，车牌“4444”是因为他排行老四，车把手都要换成银的，生怕显得不够豪气。
家里姨太太每人一栋花园洋房那是标配，这都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赌。
坊间至今流传着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盛恩颐在赌桌上杀红了眼，对手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
一夜之间，上海北京路、黄河路那一带的一百多栋房子，连同地皮带砖瓦，全输了个精光。
一百多栋房子啊，普通人几辈子都挣不来的一块砖，被他一晚上挥霍殆尽。
把自己的那份败光了不算，盛恩颐开始把手伸向儿子的口袋。
这哪是亲爹啊，简直就是讨债鬼投胎，还是带高利贷的那种。
当盛毓邮和任芷芳在百乐门举行那场轰动上海滩的世纪婚礼时，外人只看到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新娘的婚纱拖尾长得连大门都关不上。
却没人知道，这个豪门世家的地基已经被那个败家公公挖得千疮百孔。
没过几年，随着时局动荡和家产耗尽，曾经身家百万的盛毓邮，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竟然连买菜钱都要精打细算了。
面对这种断崖式的阶层跌落，一般的富家千金恐怕早就哭天抢地闹离婚了，可任芷芳没有。
这个平时连别人碰过的椅子都不肯坐的女人，在丈夫决定只身南下闯荡时，只说了一句：“你去，我带孩子回娘家等你。”
这一等，就是十年。
等到1960年代一家人在日本团聚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花园洋房，而是赤裸裸的生存危机。
五十多岁的盛毓邮两手空空，除了那点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什么资本都没有。
这会儿一家人要吃饭，怎么办？
这对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夫妻，做了一个惊掉所有人下巴的决定：炸油条，卖早餐。
曾经的上海滩第一美人，脱下了白手套，换上了油腻的围裙；曾经挥金如土的大少爷，拿起了长筷子，站在了滚烫的油锅前。
这时候，任芷芳当年的“千金病”发作了，但这一次，它变成了“黄金病”。
她那刻进骨子里的洁癖，让她无法容忍摊位有一丝油垢。
她的油条摊，干净得简直像个生化实验室。
抹布雪白，案板无尘，连炸出来的油条都透着一股清爽劲儿。
日本人向来以爱干净著称，路过这个小摊，看到如此整洁的中国夫妇，哪怕不饿也愿意买两根尝尝。
就这样，靠着这一份对细节近乎偏执的坚持，他们的路边摊火了。
从炸油条到开小店，再到后来买地皮盖起了七层楼的“新亚饭店”，曾经被嘲笑的洁癖，成了他们餐饮帝国最硬的招牌。
更让人唏嘘的是，东山再起的盛毓邮和任芷芳，并没有变成那种唯利是图的暴发户。
他们在日本经营饭店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那条“中国留学生工资比日本人高”的规矩，不仅仅是爱国，更是一种在异国他乡挺直腰杆的宣言。
他们资助留学生打球、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告诉那些年轻的后辈：哪怕跌到泥里，只要骨头不软，照样能站起来。
讲究，不是一种矫情，而是一种无论身处何地绝不凑合的人生态度。
这对曾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豪门夫妻，在遭遇了过山车般的命运嘲弄后，竟是用一根根油条，在异国他乡炸出了一条回家的路。
他们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贵族精神，从来不是看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零，而是看你在跌落谷底时，能不能把一地的鸡毛，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