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报》刊了一篇评论，作者哈拉尔德·马滕斯坦说得挺直白：欧洲好像只剩两样东西，嘴上很会讲，机构很会开会。
话不算好听，但也把不少欧洲人心里的那股别扭点出来了。
他最扎心的一句，是把全球新秩序的谈判桌想象成一张牌桌。美国、俄罗斯、中国都在桌边坐着，欧洲反倒像被请出去了。说实话，这种表达有点戏剧化，可它不是凭空来的。
它指向的是一种现实感受，欧洲的规则话语还在，硬实力的兑现能力却被反复质疑。为了把这股落差讲明白，马滕斯坦拉了一个很远的历史镜头，年份是1494年。
那一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地图上划线分势力范围。
老实讲，这个例子有点“历史类比”的味道，本来想一笑置之，但后来发现他借的不是细节，而是气势。那时的欧洲能划线，说明它在定义世界秩序。
话题回到今天，欧洲被迫面对的，是另一种秩序生成方式。规则当然重要，可规则背后得有执行力。没执行力，文本再漂亮也像一份难以落地的研究计划书，思路完整，实验条件不够。
牌桌空位感
俄乌冲突把这种“空位感”放大了。欧洲政界有一句常见表述，大意是乌克兰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命运。口号层面没问题，关键在于配套能力。
战事发生在家门口，弹药、补给、产能这些硬指标一旦跟不上，口号会变成心理安慰剂。这时候就出现了马滕斯坦嘲讽的画面：布鲁塞尔的会议室里，演讲宏大，条款密集，监管细致。
与此同时，军工产能、弹药储备、采购流程却像被卡在某个审批链条里。搞不清的人会以为这是“缺钱”，可现实更像“缺一套能快速把资源转成能力的机制”。
欧洲也不是没做事。欧盟在2023年提出过为乌克兰提供炮弹的计划，并推动成员国共同采购、加速产能。方向是对的，问题在执行节奏。政策是政策，产线是产线。产线要扩，合同要签，材料要到位，劳动力要匹配。
节奏一慢，外界就会把它读成“官僚拖延”。过渡到这里，马滕斯坦那句“怪兽般的官僚主义”就好理解了。他不是说欧洲没有制度，而是说制度在危机条件下的响应函数不够灵敏。更何况，战争这种情境不等人。
时间越紧，流程越长，焦虑就越容易蔓延。
官僚与产能
把欧洲看成一台机器，会更直观。以前它像制造业强国，技术储备足，产业链完整。
现在不少关键领域被认为出现“空心化”，也就是研发、制造、供应体系的某些环节被外移或弱化。
马滕斯坦用的比喻挺损，说欧洲像一个靠体面生活撑着的过气贵族，开会做PPT很熟练，打铁锻钢不那么熟练。
这话说到点上了吗？我觉得部分说到了。欧洲依然有强产业，也有世界级企业和技术。
可在防务这种需要稳定需求、长期投入、产能爬坡的领域，它过去几十年确实更习惯把安全账单外包给美国。
安全外包久了，军工体系就容易变成“平时低负荷，临时拉不满”的状态。无奈之下，危机来临只能边修边用。这种结构性惯性也体现在德国身上。
2022年2月，德国提出“时代转折”，宣布设立一笔规模很大的特别基金，用来加强联邦国防军。
毫无疑问，这是政治层面对安全环境变化的明确回应。
可钱到位并不自动等于战力到位。采购、训练、维护、人员编制、基础设施，这些环节被动地暴露出短板。换句话说，资源输入只是条件之一，转化效率才决定最终产出。
马滕斯坦还抛了个“2070”的调侃，说按德国的速度，建成一支“稍微有点战斗力”的军队怕是要等到那时。这个年份当然不是预测，更像一个讽刺指标，用来刺痛“流程慢、行动慢、威胁不会慢”的矛盾。
把它当笑话看很容易，把它当警示看更有价值。把这一段说清楚后，话题自然会走到更深的地方，也就是欧洲为什么会陷入这种被动。马滕斯坦给出的解释，是两大长期幻觉。
幻觉的裂痕
第一种幻觉是，贸易与善意能驯服俄罗斯，让对方长期扮演温和的能源供应者。
第二种幻觉是，美国会一直慷慨，保护伞不会收，账单也会一直有人付。老实讲，这两条听起来像极了“过度依赖单一变量”的策略模型。模型在特定阶段有效，一旦外部环境变参，风险就集中爆发。
俄乌冲突之后，这两条幻觉被迫裂开。能源安全重新变成硬议题。防务能力也被拉回现实考核。
欧洲的心理冲击在于，它曾经习惯用条约、法律、价值宣示去塑形外部世界。
现在外部世界提醒它，制度叙事如果缺乏力量背书，影响力会被折损。
这里说一句我的看法。把欧洲的处境简单归结为“衰落”可能不够精确。更像是角色调整。
它仍然是经济与科技强区，但在安全与战略自主方面，过去的路径依赖让它在紧急状态下显得反应迟缓。
并非明智之举的是，一旦把这种迟缓当成常态，外部力量就会把欧洲视为可被忽略的变量。
也有人会说，欧洲并非没有能力，只是政治意志不统一。这个判断有道理。欧盟成员国利益不同，战略文化不同，威胁感知也不同。
统一行动需要时间协调。可危机往往不给协调留太多缓冲期，这就让“共识形成”成了新的瓶颈。
说到这儿，马滕斯坦那句“欧洲成了蛋糕”听起来就不只是情绪宣泄，而是对欧洲主体性的提醒。
主体性不是靠自我描述获得的，它更像一套持续输出的能力组合，包括工业、金融、军备、外交、联盟管理。
欧洲要补课
欧洲要回到牌桌边，路径其实不神秘。它得把“文件能力”更多地转化为“产能能力”。它也得把“价值表达”更多地转化为“风险承担”。
这话听着有点硬，可现实就是如此。财富不转化为力量，外部世界会把它当作可被博弈的筹码。
文明没有安全保障，精致生活的边界就会变得脆弱。
更现实的一点是，欧洲并不需要变成谁的复制品。它更需要把自己的优势做成可持续的战略资源。比如科研与产业链协同，比如高端制造的再投资，比如防务工业的长期订单机制，比如在联盟体系里形成更稳定的责任分担。
说实话，这些听上去像管理学术语，但对应的就是很具体的事：产线怎么开、合同怎么签、训练怎么做、储备怎么建。
文章写到这里，回看马滕斯坦的那篇评论，它像一记提醒，也像一面镜子。欧洲过去擅长定义规则。现在它被迫重新学习一件事：规则要被尊重，需要力量支撑。这个结论并不浪漫，但很实用。
至于“欧洲作为全球独立一极会不会终结”，这种判断太大，我不想替任何人下结论。
能确定的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种轻松时代已经远去。
欧洲站在新的门槛前，需要用更快的行动把安全与治理重新配平。
牌桌上有没有位置，最终看的是筹码，而不是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