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号称“王疯子”
1943年，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接到刘邓首长的一道任务：命令王近山率领386旅16团迅速秘赴延安并扩编部队，保卫党中央；同时护送一批干部及家属转移到大后方。
10月下旬，部队到达洪洞县附近的韩略村时，由于韩略村地形险要，王近山命令16团在此伏击，一举灭掉了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各地抽调的100多名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战团”，其中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
这也是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伏击日军观摩团的历史原型。
当王近山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有个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了不起呀！”
这番话，不仅是最高统帅对他赫赫战功的认可，更是为他那个响彻全军的绰号，下了一个英雄的定义。
多年以后，当邓小平同志挥笔题下“一代战将”四个大字时，世人方才更深刻地理解，这份“疯”，究竟有着怎样沉甸甸的分量。
王近山的故事，要从大别山深处那个放牛娃的身上开始说起。
1930年，鄂豫皖的红土地上，革命的烈火正熊熊燃烧。
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背着一把砍柴刀，赤着脚，就这么一头扎进了红军的队伍。
他叫王近山，一个在山野里的穷苦孩子，骨子里却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狠劲。
初上战场，是在一次惨烈的攻坚战中。
敌人的碉堡吐着火舌，像一头钢铁巨兽，死死地扼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
冲上去的战友，一批批倒在血泊里。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味道，压得人喘不过气。
王近山没有多想，甚至没有向任何人请示，抄起一个炸药包，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如同一只离弦的箭，迎着密集的弹雨，决绝地冲向了那座死亡堡垒。
“轰——！”
一声巨响，地动山摇。
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进攻的道路被打开了。
当战友们冲上阵地时，才发现那个浑身漆黑、衣衫褴褛的少年，正咧着嘴傻笑。
战斗结束后，一位老兵走过来，重重地拍了拍他满是硝烟的肩膀，眼神里既有后怕，又有抑制不住的赞赏：“你这娃子，真是不要命啦！不过，好样的！”
王近山咧嘴一笑，眼神里是那种未经世事打磨的纯粹与坚定。
从此，“王疯子”这个绰号，就在红四方面军里传开了。
它不是贬义，而是一种带着敬畏的赞叹，是对那种超越生死的勇气的最高褒奖。
如果说抱炸药包是初露锋芒，那么一次与国民党军的白刃战，则彻底奠定了他“疯子”的威名。
那是在一次高地争夺战中，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
刺刀拼断了，就用枪托砸，用石头抡，用牙齿咬。
王近山同一个身材魁梧的敌兵扭打在一起，两人从山顶一路翻滚，骨碌碌滚下了高高的山崖。
混乱中，王近山的头部重重磕在一块锋利的尖石上，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瞬间裂开，鲜血“哗”地一下涌了出来，染红了他的半边脸。
剧痛袭来，视线也开始模糊，但他那双死死箍住敌人的手臂，却像铁钳一样，没有丝毫松动。
鲜血糊住了他的眼睛，堵住了他的口鼻，但他只有一个念头：弄死他！
他凭着本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手中的兵器刺入了敌人的胸膛。
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已经昏迷过去，那个兵还被他死死地压在身下。
他头上的那道伤疤，从此成为一枚永久的勋章，见证着一个年轻战士悍不畏死的血性。
“疯”，不仅仅是匹夫之勇。
当这份“疯”与战术智慧相结合时，便化为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雷霆手段。
抗日战争的烽火，为王近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1937年10月，山西娘子关，七亘村。
时任129师772团副团长的王近山，奉命率五个连的兵力在此设伏。
这里地势险要，距离日军必经的大道，不过十余米之遥。
战士们潜伏在沟壑与灌木丛中，如同一块块没有生命的岩石。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日军辎重部队达达的马蹄声由远及近。
王近山趴在土坎后，眼睛眯成一条缝，冷静地观察着，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敌人越来越近，甚至能看清他们脸上悠闲的神情。
直到整个部队完全进入伏击圈，王近山才猛地一挥手，低喝一声：“打！”
刹那间，沉寂的山谷响起了震天的喊杀声。
手榴弹、步枪、机枪，所有的火力同时倾泻而出。
日军辎重部队完全没有防备，顷刻间人仰马翻，乱作一团。
这哪里是战斗，分明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王近山率部轻轻松松“包了饺子”，以伤亡10人的微小代价，全歼日军300余人。
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战士们足足搬了一天一夜。
然而，真正让此战封神的，是接下来的操作。
两天后，当所有人都认为此地已经暴露，绝不可再用时，王近山却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在同一地点，再打一次伏击！
这完全违背了“战胜不复”的兵家常规，简直是“疯子”才会有的想法。
可事实证明，最疯狂的想法，往往最有效。
增援的日军果然以为八路军早已撤离，毫无戒备地踏入了同一条死亡之路。
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歼灭战，100多名日寇在此殒命。
七亘村两次伏击，王近山“疯”中带细、不按常理出牌的战术胆略，让“王疯子”的名号传得更远，传得更响了。
如果说七亘村是预谋之“疯”，那么韩略村之战，则是偶遇之“疯”。
1943年10月，王近山率部赶赴延安途中，行至山西临汾韩略村。
本是一次行军任务，却意外从侦察员口中得知，有一支日军车队即将经过。
一听说有鬼子，王近山浑身的战斗细胞立刻活跃起来。
他当机立断，将行军任务变为作战任务，迅速部署，就地设伏。
这一打，竟捅了个天大的“马蜂窝”。
被他伏击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组织的“战地观战团”，里面全是精心培养的军官。
此役，一举歼灭了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六名大佐联队长在内的120余名日军军官。
这一仗，不仅让王近山过了把打鬼子的瘾，更对我太岳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的秋季“大扫荡”，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哪里有仗打，就往哪里冲；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扑。
这就是王近山的风格。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份“疯”，已经升华为一种气吞山河的决死气概。
1946年9月，大杨湖。
刘邓大军遭遇国民党精锐整编第3师的疯狂反扑，战局一度陷入危急。
在指挥部里，面对巨大的压力，王近山“霍”地站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地图上的茶杯都震得跳了起来。
他双目圆睁，对着刘邓首长立下了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的军令状：
“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请战，而是一种以命相搏的誓言。
这番话，瞬间点燃了整个6纵的血性。
大杨湖的土地，被鲜血浸透。
面对国民党军强大的火力压制，6纵的战士们如同下山的猛虎，一波接一波地发起冲锋。
他们成连、成营，甚至成团地倒下，但攻势从未减退。每一个战士都成了“王疯子”，他们用血肉之躯，硬生生把国民党的王牌精锐，彻底撕碎、碾压！
此战，让蒋介石暴跳如雷，撤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的职。
而王近山和他的6纵，则一战成名。
两年后，襄樊战役。王近山再次展现了他“疯”的另一面——奇。
他大胆采用“撇山攻城、猛虎掏心”的奇策，绕开外围坚固据点，直捣敌人心脏。
在不到两天的攻城战中，便全歼守军两万余人，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康泽。
刘伯承司令员对此战高度评价：“在襄樊攻城战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至此，从红军时期抱炸药包的愣头青，到抗日战场上神出鬼没的伏击高手，再到解放战争中气贯长虹的纵队司令，王近山用一场场硬仗、恶仗、漂亮仗，将自己的军事生涯推向了巅峰。
“王疯子”的称号，也从一个单纯形容勇猛的绰号，演变成了一个战无不胜的传奇符号。
百战封神，所向披靡。
02 惨败
1951年4月，鸭绿江。
志愿军第3兵团的军旗，在凛冽的江风中猎猎作响。
旗帜之下，王近山身披戎装，立马江边，目光如炬，遥望着对岸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
他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二野翘楚的12军，能征善战的15军，以及同样身经百战的60军。
三只精锐，如同三柄出鞘的利剑，寒光闪闪。
此刻的王近山，意气风发。
过往二十年浴血沙场的荣光，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一场场胜利为他铸就了无与伦比的自信。
他背负着祖国人民的期望，承载着最高统帅的厚望，准备在这全新的异国战场上，再续“王疯子”的不败传奇。
他相信，凭着他麾下这几支打老了仗的虎狼之师，凭着他那套“猛打猛冲、敢于亮剑”的制胜法宝，管他什么美利坚的“王牌”，终究不过是又一个将要倒在他铁拳之下的“纸老虎”。
然而，战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重复。
朝鲜战场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这位常胜将军的想象。
初入朝鲜，第五次战役的炮声便隆隆响起。
战役初期，第3兵团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势如破竹，尽显王牌本色。
12军率先撕开了南韩军的防线，15军紧接着攻占战略要地加平，60军协同作战，一度将锐气正盛的联合国军逼退至汉江南岸。
一切似乎都在王近山的掌控之中，胜利的剧本仿佛正在按照他熟悉的方式上演。
然而，就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关键时刻，一道来自志司的电令，如同一把冰冷的楔子，狠狠地钉进了他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为了加强东线攻势，第3兵团最锋利的尖刀——12军，被临时划拨给了第9兵团。
这个决定，在战略全局上或许是必要的，但对于王近山的第3兵团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失去了12军这支核心突击力量，整个兵团的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原本严丝合缝的进攻阵型，出现了一道致命的裂痕。
悲剧的伏笔，就此埋下。
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志愿军因战线过长，后勤补给难以为继，开始战略转移。
负责在春川以南一带殿后，掩护主力撤退的艰巨任务，落在了60军180师的肩上。
此时的战场，瞬息万变。
美军的机械化部队反应速度极快，空中优势更是遮天蔽日。
15军为摆脱敌人纠缠加快了撤退速度，右翼的63军也收缩了防线。
这一快一缩之间，正在执行殿后任务的180师，其两翼瞬间暴露，如同退潮后被遗弃在沙滩上的一块礁石，孤零零地杵在了美韩联军的面前。
危险的信号第一时间传到了兵团指挥部。
180师师长郑其贵心急如焚，在电话中向王近山紧急报告侧翼暴露的巨大风险。
指挥部里，王近山手持铅笔，重重地敲着地图上180师所在的位置，他那张写满刚毅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动摇。
对着话筒，他沉声命令道：“顶住！你们是殿后部队，必须确保主力安全转移！军令如山，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退一步！”
这是他一贯的指挥风格，强硬、果决，不容置疑。
在国内战场上，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曾无数次帮助他扭转乾坤。
但在朝鲜，面对拥有绝对火力优势和机动能力的美军，这种看似坚决的命令，却在无形中关闭了180师最后一扇灵活机动的生门。
很快，美军第7师、第24师和南韩军第6师，如同三只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从三个方向猛扑过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180师死死围困。
180师陷入了绝境。
北汉江，成了他们的生死线。
5月24日，唯一的渡口被敌人的炮火牢牢封锁。
美军的炮弹像是不要钱一般，成吨地倾泻在江面上，炸起一道道冲天的水柱。
600多名志愿军战士试图强行渡河，然而，他们不是在冲锋的路上被弹片撕碎，就是被湍急冰冷的江水无情吞噬。
江面上，漂浮着军帽、木板，还有年轻战士的遗体。
雪上加霜的是，5月28日，一发罪恶的炮弹呼啸而至，精准地命中了180师的师部电台。
随着一声爆炸，那台维系着全师命运的机器变成了一堆废铁。
180师，彻底成了一支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孤军，在茫茫敌海中，听不到任何指令，也发不出任何求救。
在失联的那几天里，王近山心急如焚。
他不再是那个运筹帷幄的“王疯子”，而是一个焦虑不安的兄长。
他一次次派出通信员试图穿越火线建立联系，但都如泥牛入海。
他甚至亲自跑到兵团最前沿的观察所，举起望远镜，徒劳地眺望着180师所在的方向，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会没消息……怎么会没消息呢……”
这焦灼的等待，与他平日里雷厉风行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却也让这个铁血战将的形象，多了一丝人性的温度与脆弱。
数日后，当180师残部拼死修复电台，终于与兵团取得联系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王近山得知部队被围的准确消息，双目赤红，立刻下令179师和181师火速驰援。
救援部队如同疯了一般扑向被围地域。
在鸡冠山，他们与阻击的美军展开了两天两夜的血战。
阵地被炮火夷为平地，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与敌人反复争夺。
最终，付出了伤亡1200余人的惨重代价，却依然无法凿穿美军的防线，无法与危在旦夕的180师会合。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180师的悲剧结局，已经注定。
突围变成了溃散，有组织的抵抗变成了各自为战。
战后，《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上那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记录了这场灾难：全师入朝时11000余人，此役负伤1616人，阵亡456人，下落不明（失踪或被俘）5572人……
其中，539团2营4连，全连战士血战至最后一人，全部壮烈牺牲。
538团3营机炮连只剩15人——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整建制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180师的重大失利，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王近山的心上。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惨败。
对以“敢打硬仗”为荣的王近山来说，这比子弹穿身还疼。
以前的败，多是战术性撤退，部队能整建制拉回来；
可这次，是整师消失，是电台静默、番号悬空，是一万一千人只剩三千多伤员。
他急于翻盘，急于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洗刷这份耻辱，来重新证明自己“王疯子”的威名。
这种急切的心态，让他在1952年秋天的白马山战役中，犯下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
03 急于翻盘
这一次，他派出了志愿军的王牌——素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
他要用最强的矛，去攻最坚的盾，一雪前耻。
然而，命运似乎又一次和他开起了残酷的玩笑。
战前，38军114师340团一名叫谷中蛟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叛变投敌。
他将我军的全部作战计划，包括进攻时间、主攻方向、兵力部署，详详细细地泄露给了对面的南韩军第9师。
我军的突袭，变成了敌人的反伏击。
当这个致命的情报摆在王近山面前时，下属们纷纷建议，作战计划已经完全暴露，应该暂缓进攻，另寻良机。
然而，急于雪耻的王近山，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
他那股子“疯劲”在此时，彻底变成了“一根筋”的偏执。
在指挥所里，他对着提出疑议的将领们大吼：“情报泄露又怎么样？敌人知道了我们要打，我们就不打了？我们就是要明着告诉他，老子就是要打你！就是要用刺刀告诉敌人，任何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没有用！”
他固执地坚持按原计划进攻。
于是，一场本该是精心策划的歼灭战，变成了一场惨烈无比的“添油”消耗战。
白马山，这座原本无名的高地，在9天9夜里，化为了人间炼狱。
阵地反复易手多达24次，山头的土石被炮火反复翻耕，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志愿军白天失守、夜里夺回，冲锋要穿越八百米开阔地，几乎成了活靶子。
38军的将士们英勇无比，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至10月15日，38军在付出了伤亡6700余人的沉重代价后，仍然无法达成战役目标，王近山不得不痛苦地下令撤军。
此战，成为了英雄部队38军军史上永远的“遗憾之战”。
而对于王近山，这次失利，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白马山之后，他被调离了一线指挥岗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兵团司令，从此只负责协调保障工作。
不久之后，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志愿军将士们用鲜血和意志，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然而，在这场伟大战役的后方协调部里，王近山只能默默地看着秦基伟、李德生等昔日的部下在前线浴血指挥，自己则负责协调炮弹、粮食这些后勤物资。
昔日的“王疯子”，那个拍着桌子立军令状的猛将，变成了一位后勤官。
他与那场彪炳史册的胜利，隔着一层无法逾越的距离。
远在国内的刘伯承元帅，得知爱将的境遇后，心痛不已，良久无语，最终只化为一声悠长的叹息。
这声叹息里，有对战争残酷的无奈，更有对这位性格猛将的无尽惋惜。不是因为他打败仗，而是他的打法，已经跟不上现代战争的节奏了。
王近山的问题，出在三个地方：
一是指挥风格还停留在解放战争。那时候国军机动慢、协同差，靠猛冲猛打就能撕开口子；可美军反应快、火力精准，一被围就呼叫空中支援，志愿军速战不了就会被压垮，他“以勇破局”的老办法，行不通了。
二是固执的执念。180师的失利成了他的心病，他把这当成个人耻辱，急着用胜利洗刷，才在情报泄露后执意强攻白马山，赌输了38军的精锐。
三是低估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第三兵团是临时组建的，三个军来自不同系统，协同训练不足，180师被围时，友军各自撤退没人掩护，这种“各自为战”在体系化的联合国军面前，就是致命短板。
他不是不努力适应，只是战场没给够他时间。
美军不允许试错，一次失误，就是整师覆灭的代价。
等他明白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舞台时，已经太晚了。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当年的兵团司令，如邓华、杨得志、韩先楚等人，肩上都佩戴着璀璨的上将金星。
而王近山，这位曾经与他们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战役中光芒更盛的战将，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这颗沉甸甸的中将星，无声地为他在朝鲜战场的失利，写下了一个沉重的注脚。
从百战封神的巅峰，到折戟异国的落寞，不过短短两年时间。
异国的烽烟，最终淹没了一代战将的赫赫威名，只留下一个悲情的背影，引后人无限唏嘘。
王近山后来很少提朝鲜的事。
不是羞愧，是那场战争太复杂、太沉重，他晚年回忆，只说了一句：“朝鲜的山，太冷了。”
冷的不只是零下几十度的天气，还有战场的无情、指挥的局限，以及时代的巨变。
他没输给敌人，是输给了战争形态的跃迁，他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
我们该正视，这才是完整的抗美援朝：有红旗漫卷，也有白雪覆尸；有凯歌高奏，也有无声撤退；有彭德怀的豪迈，也有王近山的沉默。
胜利从来不是轻飘飘的，它压在无数人肩上，有人扛住了，有人倒下了，有人扛住又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