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民众的抗议，越来越激烈。
对于伊朗近几年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当经济、文化、政治几个方面全部爆发严重危机的时候，不出点事情才奇怪。
人们对于哈梅内伊神权体制的怒火，是多维度的：大部分民众不满通胀，商人不满经济下滑，进步女性不满罩袍，知识群体不满文化管控……
这就是为什么，抗议的规模如此之大——因为能对伊朗当下状况满意的人已经是少数。
所以我看待本次事件的时候，内心也很平静。不过，当我看到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心情还是很沉重的。
在关注之余，特别引起了我关注和思考的，是哈梅内伊的话术。
在一如既往地说一些要团结之类的话（伊朗人现在确实挺团结的哈哈）之外，哈梅内伊特别着重讲了一个看法：这次抗议浪潮是民众在讨好美国总统。
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民众的所有诉求，在哈梅内伊这里都无法得到解答：当下的经济泥潭怎么办？神权垂帘听政、民主形同虚设的体制怎么办？革命卫队形成巨大利益集团的问题怎么办？你天天吹牛多么厉害，但大家的体感生活一塌糊涂怎么办？……
民众关心的，是具体的问题；但他的回答，是宏大叙事。
哈梅内伊和他的幕僚总在讲，伊朗现在面临着“战争”，但你讲的“伊朗”是指谁呢？如果是指伊朗的民众，他们现在的确面临“战争”，但这个战争是民众和你哈梅内伊政权之间的，而不是一个空洞的、虚拟的“伊朗”和某敌国之间的。
这种混淆概念、划分敌我的话术，在平常可能有用，但在大家都吃饭困难的时候，没人愿意买账。
因为在民众眼里，你哈梅内伊政权和民众早就已经脱离了。
但哈梅内伊还在说那些惯常的语言：什么“要团结”啦，“面临外敌”啦。
现在又来了这个新说法：民众是在讨好美国总统。
可笑又可悲。可笑之处在于，他到了这种时候依然不愿意正面面对国内社会矛盾，还在试图用“内部矛盾转外部矛盾”的方式进行掩盖；可悲在于，我们看到的一切历史故事也都是这么发生的。
盖世太保在柏林被攻陷的那天，还在抓捕反纳粹人士；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天，他们新闻里还在放“伟大的经济成就”。
这种行事的惯性，恐怕已经是他们骨子里的本能，哪怕再大的外力都无法改变。
在哈梅内伊的话语体系中，民众应当永远对自己的统治满意，一旦有矛盾，就只存在外国和本国之间的矛盾；如果民众有任何不满的表现，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被外部挑拨的。
“讨好美国总统”，这个说法在他看来一箭双雕，既转移了具体的抗议话题，又很容易团结那些伊朗民族主义者——他们本来也许会同情抗议者，但这时候会“幡然醒悟”，认为“民众再抗议也不能倒向美帝”。
这种利用民族独立情结转化内部矛盾的方式，一直是伊朗的立国之本。
它的内在逻辑是：既然想要民族独立，你们就必须支持我的统治（毕竟是我带领伊朗独立的）；既然支持我的统治，你们就必须接受一切的高度管制（对团结有好处）；你们还得无视利益集团的存在，无视革命卫队的过度扩张（因为是它们在保护你们）。
说到底，哈梅内伊这是一种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统治思维：你们可以认为我的统治不那么好，但失去了我的统治，你们会失去独立、被殖民，你们的命运会被抛向更大的未知。
这就解答了，为什么民众总是会让渡越来越多的权利给哈梅内伊政府——他们其实未必指望未来会有多好，而只是为了“不那么坏”。
但现在，就连“不那么坏”的承诺也已经无法继续了，因为经济和社会的情况已经坏到了跌破底线。
在这时候，一切空洞的承诺和话题的转移，都会失效。
包括“讨好美国总统”这种话术，也一样会失效。
因为，当一个体系的崩溃程度突破了“脆断的临界点”，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继续挽回了。就像戈尔巴乔夫在最后一天还在给美国总统打电话，希望能卖掉一批石油以维持财政黑洞。
他没有意识到，苏联的问题已经不是卖几批石油，而是这个体系本身已经到了临界点。
现在，哈梅内伊的神权体制也已经到了临界点。现在身处德黑兰北部地堡的他考虑最多的，恐怕是流亡以后莫斯科的哪间别墅住着更舒服一点——这也将是他未来可能拥有的最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