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近经历了一段相当动荡的时期，表面上看似乎平静了一些，德黑兰街头的紧张感有所缓和，互联网服务也部分恢复了，曾经拥挤的人群如今又散落开来，这种平静并不是问题的终结，倒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在这样敏感的时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开说话，表示伊朗不会在外界压力下崩垮，他用宗教信仰做支撑，说“真主的庇佑”让伊朗能经受住任何试炼，这种宣言针对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友，表现出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不管外界怎么看待哈梅内伊很强势，真实生活里的伊朗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动荡地区的普通人，对于局势感受更深，像马什哈德这样的大城市，警方被人枪击的新闻经常出现，枪声时不时打破夜空，让人时刻感觉到安全情况没好转，紧张和不安成了日常。
大洋彼岸的美国，王储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随时准备着回归伊朗，甚至愿意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普通伊朗人对远在海外的王储似乎信心不足，不是因为他们对现状满意，而是因为这种遥远的承诺似乎与脚下的现实脱节，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度，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活下去，而不是遥远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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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萨法维王朝曾经试图通过承认什叶派成为伊朗的国教，从而重申其宗教、文化的自主，但由于什叶派的这种尝试并没有走出被伊斯兰教重新定义的历史，此后数百年里，什叶派的教士集团慢慢开始掌握了权柄，无论政权怎么更换，这些被教士控制的政权都未曾削弱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力量不像仅仅是信徒的敬畏，还渗透进了政治和经济体系。
1925年巴列维王朝的建立带了希望，新的王朝试图推行世俗化改革，弱化宗教势力，但是改革遭到教士们的顽强抵制，他们甚至煽动民众掀起了一股反抗的浪潮。60年代的“白色革命”让人们看到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是教士们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些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产生了威胁，于是他们联合霍梅尼发起反世俗化的运动再次掌控了国家的方向，这里面不仅有世俗化和宗教化的矛盾还有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
霍梅尼把宗教和民族主义融合起来，“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曾经吸引了很多人的支持，一直以来被指责“依靠外族力量维持自身权力”的教士集团，如今变成了“反殖民斗士”，这种转变使他们在短时间内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但同时也为现在的困境埋下了隐患，从表面上看这种结合似乎可以凝聚社会力量，然而却使国家制度变得僵化，各种矛盾变得难以调和。
现在的伊朗正在经受内部瓦解的严峻挑战，外界的压力确实是个问题，但真正让伊朗陷入困境的却是内部各派系的利益斗争，现有的治理体系根本无法在各方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任何关乎利益的改革都很难实施，从军方到文官体系，从百姓补贴到腐败横生，治理体系早已完全僵化，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好像积木一样摇摇欲坠，但又找不到一个真正管用的替代方案。
更不利的是伊朗的经济已经到了悬崖上的程度。币值大幅下降，工资已大幅下降，储蓄早就耗费殆尽，和委内瑞拉一起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潭，全国人民都知道国家必须经济改革，但改革的每一步都可能触及某些强大集团的利益，而改革的障碍到底来自哪里，都无从追究。而伊军，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看来，似乎是个独立的军工复合体，虽然理论上忠于最高领袖，实际上则利益至上，自成一统，掌控在他手上，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干涉。
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确切地说出伊朗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当前的政府看起来很难走远，但还没有崩溃，显然，它正在接近极限。更复杂的是，神权体制被终结之后，接下来谁会出来带领这个国家，是远在海外的巴列维王室，还是本国的某些潜在改革派？这仍旧充满未知因素。人们需要的是一个新领导人，更需要改变整个系统，这是最难的。
有人悲观地看待伊朗的未来，认为如果继续内耗下去，这片土地上也许又要迎来一个“外族藩属”的时代，教士集团的内部引入导致外族的干涉，而现在的外部势力的兴趣已经不言而喻，美国、以色列等国家也许不会错过这场重塑伊朗的戏码，而这样的干涉，究竟能否给伊朗人民带来真正的改变呢？
伊朗的现状不仅仅是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它更深层次地牵扯到文明、宗教和民族认同的关系，在世俗化与宗教理念相互对立的背景下，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不同理念之间无法调和，甚至似乎连对话的空间都被极化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伊朗今日的问题有着久远的源头，其文明与文化被外力改变后一直未能恢复，未来如何在动荡中重建自主性，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治理模式，仍是一个遥远且艰难的任务，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伊朗的内耗只会越来越多，其命运也将长期充满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