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一封特急挂号信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收信人是邓颖超，而写信的人叫阎锦文。
这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听着陌生，但在几十年前的上海滩，那可是个能止小儿夜啼的角色——前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行动队副队长”。
这名头放在档案里，那就是标准的“历史反革命”。
手里攥着枪，背上背着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债。
按理说，这种人能留个脑袋在上海参事室领份退休金，哪怕是每个月几十块钱，那都属于祖坟冒青烟了。
可这老头在信里的口气大得吓人，他居然申请要把自己的身份定性为“离休干部”。
这事儿要传出去，估计得让不少人把茶杯摔了。
要知道，“退休”和“离休”，虽然就差一个字，那待遇可是天上地下。
离休那是给建国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老红军、老地下党准备的铁饭碗，医疗全报，待遇从优。
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想拿这待遇？
说白了，这不就是想混进革命队伍里薅羊毛吗？
但这信到了邓颖超手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老太太戴着花镜看完信，不仅没拍桌子，反而摘下眼镜，许久没说话。
最后，她提起笔，在那张发黄的信纸上重重地签了字。
因为她心里跟明镜似的，如果没有这个“特务”当年的疯狂一把，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长胡子的张澜老先生，早就成了黄浦江底的一具浮尸。
这事儿吧，得倒回去说。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那种天快亮还没亮的时候，是最吓人的。
那时候解放军的炮声已经在郊区响个不停了，蒋介石虽然人跑了，但心还狠着呢。
军统头子毛人凤接到了死命令，要把关在上海的民主人士“清理干净”。
这份黑名单上，排在前两号的，就是民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
本来这活儿是轮不到阎锦文这种“外人”干的。
他虽然挂着警备司令部的牌子，但其实他是“上海王”杨虎的人。
杨虎是谁？
那可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当年在上海滩跺一脚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阎锦文早年间在江阴混不下去，跑来上海拜了杨虎的码头，认了干爹，这才在警备司令部谋了个肥差。
在外人眼里，他就是杨虎养的一条狼狗，叫咬谁就咬谁。
可历史这玩意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反转。
眼看着国民党要完犊子了，杨虎这种老江湖早就把算盘打得啪啪响。
他通过秘密渠道，跟周恩来搭上了线。
周公那边给的任务很明确：上海能不能乱，就看能不能保住张澜和罗隆基这两位大拿。
这任务是个烫手山芋。
当时张澜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外面围得跟铁桶似的，全是毛人凤嫡系的特务。
杨虎自己也被盯得死死的，根本出不去门。
他扒拉了一圈手下，能干这事儿的，也就只有阎锦文了。
那天晚上，杨虎把阎锦文叫进密室，连吓唬带感情攻势，把话挑明了。
大概意思就是，咱爷俩以前干了不少缺德事，这次救张澜，那是给咱们自己买“活命票”。
要么把人救出去，立地成佛；要么咱爷俩一起等着被清算。
阎锦文这人虽然是个粗人，但脑子活泛，也讲义气。
他当时就拍了胸脯，说只要干爹一句话，这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这活儿他接了。
五月二十四号，离上海解放就剩三天。
毛人凤的绝杀令下来了：把张、罗二人绑到船上，拉到吴淞口沉江，毁尸灭迹。
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好巧不巧，正是阎锦文。
这就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所谓的灯下黑，就是让你明明站在光里，却看不见那个要你命的人。
当天晚上，阎锦文特意换了一身笔挺的呢子军装，要把那股子特务头子的嚣张劲儿演足了。
他带着几个心腹，开着一辆美式吉普车，风驰电掣地杀进了虹桥疗养院。
一进门，他就冲着看守的特务大喊大叫，说是奉了上峰死命令，要马上把犯人转移去“那边”处置。
一边说，还一边比划了一个杀头的手势。
那些看守的小特务一看是著名的“阎阎王”，又是去干杀人的勾当，谁敢多问一句？
赶紧放行。
但这里面有个大麻烦。
张澜和罗隆基根本不知道这是演戏啊。
这俩老先生以为大限到了，那是真有骨气，死活不肯上车，还在那儿痛骂特务卑鄙无耻。
这时候要是解释，旁边全是眼线，肯定露馅。
阎锦文急得后背全是冷汗，但脸上还得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他也不废话，直接上手，连推带搡地把两位老先生硬塞进了吉普车。
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场标准的暴力绑架。
车子一冲出疗养院，真正的生死关才刚开始。
从虹桥到法租界的杨虎公馆，中间要过中山西路桥。
那是国民党防御上海的最后一道防线，守桥的士兵都杀红了眼，架着重机枪，看谁都像共党。
车到桥头，探照灯“啪”地一下打在挡风玻璃上，刺得人眼睛生疼。
守卡的连长带着一队兵，哗啦一下就把枪栓拉开了，挡在路中间。
这会儿要是停车接受检查，车里的张澜和罗隆基一露脸，那就算彻底玩完。
阎锦文赌的就是那个混乱年代特有的“横”。
他脚下油门根本没松，车子直愣愣地往上冲，直到快撞上人了才一脚刹车踩死。
然后他摇下车窗，还没等那个连长开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他骂那个连长瞎了狗眼，连警备司令部的急差都敢拦，说是耽误了军务要当场枪毙他。
那种长期在特务机关混出来的戾气，再加上一口咬定是去执行秘密处决任务，直接把那个小连长给镇住了。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夜晚，谁更凶，谁更横，谁就代表了权力。
守桥的连长一看这架势，哪敢触霉头，赶紧挥手放行。
吉普车冲过桥头的那一刻，阎锦文觉得自己的魂儿才算回到了身体里。
等车子拐进法租界，停在杨虎安排的安全屋门口，看到前来接应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时，阎锦文整个人都虚脱了。
他转过身，看着后座上还在生气的张澜，这才换了一副面孔，恭恭敬敬地说，他是受周恩来先生的委托，来接二位脱险的。
那一瞬间，张澜老先生愣住了，紧接着眼泪就下来了。
三天后，解放军进城。
这一把，阎锦文赌赢了。
但他后来的选择，却让人有点看不懂。
按理说，立了这么大的功，怎么着也得要个一官半职，或者领一笔赏金吧？
他没有。
他知道自己身份特殊，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洗不白，所以他选择了低调。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工作，平时也不怎么说话，老老实实上班下班。
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因为他那个“军统行动队副队长”的头衔，他没少吃苦头，被批斗、被审查那是家常便饭。
但他愣是一声没吭，也没拿当年救张澜的事儿出来当挡箭牌。
直到一九八一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这才想起来要给自己的晚年讨个说法。
邓颖超的批示下来得很快：“阎锦文同志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挽救了民主人士，应当享受离休待遇。”
这不仅仅是几块钱工资的事儿，这是一份迟到了三十二年的“政治体检报告”。
它证明了在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夜晚，那个穿着国民党军装、满嘴黑话的“特务”，其实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