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的路子千千万,但靠着捡到一包金子却硬是不拿,最后发家致富的,整个镇江府也就一个张拙。

这事儿放到今天,都让人想不明白,一包能让穷光蛋立马翻身的金银,他怎么就敢撂在原地,还傻乎乎地等人来领。

这事还得从京杭大运河说起。

清朝那会儿,这条河就是流淌着银子的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船,载着丝绸、茶叶、盐巴,也载着无数人的发财梦。

镇江,就是这条动脉上的一个大码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但这份热闹,跟张拙没什么关系。

他是江苏高邮人,打小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他爹就是个船工,为了还还不清的债,常年泡在水上,最后人没了,尸首都不知道漂哪儿去了。

家里头,一个病得下不来床的娘,还有几个张着嘴等饭吃的弟妹。

十六岁那年,张拙没得选,子承父业,也上了船,在镇江码头当了个最底层的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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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杂役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船上会喘气的牲口。

睡的是最底下那层又潮又霉的船舱板,身上盖的草席子都露着窟窿。

吃的是人家大爷们吃剩下的,有时候连馊饭都抢不上热乎的。

活儿呢,都是最没人愿意干的。

在岸上,他得扛着上百斤的货,在晃晃悠悠的跳板上跑,脚底下就是滚滚的江水,一不留神就跟他爹一个下场。

在船上,他就得钻到黑咕隆咚的船底,用破布去掏那些混着煤灰、耗子屎和呕吐物的脏东西。

码头上的人都说,张拙这人,闷葫芦一个,不爱说话,但手脚勤快得吓人。

别人躲着走的脏活累活,他全包了。

跟他一块干活的工友都笑话他傻,不知道偷懒。

他也不还嘴,就是埋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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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成了“拙东家”,有人问他当年图个啥,他嘴里就一句话:“死有啥好怕的?

我怕家里断了粮,我娘没药吃。”

活着对他来说,就是每天睁开眼,能给家里挣回一顿饭。

就这么一个字都不识几个的苦哈哈,却有个怪毛病。

他喜欢捡那些商号扔掉的废账本。

晚上,工友们要么聚在一起骂天骂地,要么就躺下挺尸。

就他一个人,点一盏熏得人直流眼泪的油灯,拿手指头蘸着口水,在铺板上一遍一遍地描那些账本上的字。

工友都当笑话看,说他一个扛大包的,还想学着当账房先生?

痴人说梦。

他当然不是想当账房,他自己后来说:“我命贱,但我想活得明白点,我想知道那些穿绸缎的老爷们,是怎么把银子从一变成十,从十变成一百的。”

他心里有股劲儿,不认命,想弄明白这个世界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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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估计是头天晚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张拙肚子疼得打滚,就捂着肚子跑到码头边上的小树林里方便。

刚蹲下,脚底下就“咯噔”一下,好像踩着个硬物。

他用手扒拉开浮土和烂树叶,一个用麻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露了出来。

他心里一动,解开布包一角往里瞧,差点没被晃瞎眼。

黄澄澄的金条,白花花的碎银子,还有几匹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绸缎。

张拙当时就懵了,脑子里“嗡”的一声。

这包东西,别说给他娘治病,给弟妹吃饱穿暖,就是他自己买条船当老板都够了。

这树林里,除了晨起的鸟叫,一个人影都没有。

拿了就走,神不知鬼不觉。

可他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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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盯着那包金子,额头上的汗珠子往下掉,不是热的,是吓的。

他脑子里飞快地转。

他后来跟人说起当时的想法:“我不傻。

这钱是烫手的。

我拿了,就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一个逃犯。

官府要抓我,丢钱的要找我,道上的混混要惦记我。

我这条命,就再也不属于我自己了。

我连这个能让我混口饭吃的码头,都回不来了。”

他想明白了,这包金子不是馅饼,是个套。

他没要这横财,他要的是能堂堂正正站在太阳底下喘气的命。

于是,他把包袱重新埋好,用脚踩了踩,然后就跟个没事人一样,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大石头上,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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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差不多半炷香的功夫,一个中年人满头大汗地冲进林子,一边跑一边四处乱翻,嘴里还念叨着“完了完了”。

这人是镇江大商人李员外家的账房管事。

张拙站起来,指了指地上的土包。

管事挖出包袱,打开一看,东西一样不少,当时就愣住了,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穷船工,半天说不出话。

管事回过神来,立马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要塞给张拙。

十两银子,够他这样的船工不吃不喝干大半年了。

可张拙摆了摆手,没要。

他捂着肚子,咧着嘴说:“大叔,我不要钱。

我这肚子疼得厉害,您行行好,能不能让您家下人给我口热粥喝喝,暖暖身子就行。”

这一下,把管事给镇住了。

不要钱,就要口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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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脑子没毛病吧?

可他看着张拙那张实在又带点痛苦的脸,心里反倒更踏实了。

李员外听管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事,也来了兴趣。

他亲自见了张拙,没说太多场面话,就让他留在府里当个杂役。

这既是收留,也是一种考察。

张拙把在码头上那股子不要命的劲头全使了出来。

夏天,府里运炭,别人一趟扛一筐,他扛两筐,后背的衣服就没干过。

冬天,挑水浇园子,井口的风跟刀子似的,他一双手冻得全是口子,嘴唇都发紫了,也没吭过一声。

他不说话,就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他张拙这个人,靠得住。

三个月后,李员外家的老账房先生看中了他这股实在劲,就把他调到账房里帮忙抄抄写写。

这下可难住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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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识字啊。

可他没退缩。

白天,他把活儿干得又快又好,晚上就求着府里的小厮,借来少爷们不用的课本,自己一个人在房里,对着账簿一个字一个字地死磕。

那几个月,他晚上几乎不睡觉,手上的血泡起了一层又一层,毛笔都让他给写秃了好几根。

真正让他站稳脚跟的,是一笔只有三文钱的烂账。

老账房先生算了几遍,账目上就是对不上,差了三文钱。

在那么大的生意里,三文钱连个响都听不见。

老账房摆摆手,说算了,从公账里补上得了。

可张拙不干,他觉得账就是账,一是一,二是二,差一文钱都不行。

他抱着那堆账本,把自己关在屋里,饭都不吃,一笔一笔地对,一页一页地翻。

整整对了两天一夜,眼睛都熬红了,最后终于让他给找着了,是老账房自己记岔了一笔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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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重新核对好的账本拿给李员外看。

李员外没夸他,就看了他半天,然后让厨房给他加了两个菜,还赏了他一个银饭盒。

那个年代,能用上银饭盒的,就不是一般的下人了。

张拙捧着那个亮闪闪的饭盒回屋,看了一晚上。

他知道,自己从那天起,就不是那个只能在码头吃冷饭的苦力了。

接下来的五年,张拙就跟开了窍一样。

他从一个抄账的,干到了副账房,府里的人见了他都客客气气地喊声“张账爷”。

他不光算盘打得精,还把他以前在船上练就的本事都用上了。

他能看天色知道会不会下雨,能看水流知道船该怎么走。

有一次,他替李员外押一批贵重的木材去苏州,半路上,他看天边云的样子不对,就力排众议,非要把船队停靠在一个避风的港湾里。

同行的其他商船都笑话他胆小怕事,继续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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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到一个时辰,河面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那几条没停船的商船全翻了,货和人都喂了鱼。

这事之后,李员外拍着他的肩膀说:“张拙啊,你这双眼睛,比我这老头子还毒。”

又过了几年,李员外病重,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他把张拙叫到床前,拉着他的手,就说了一句话:“我死之后,你就用我的本钱,开个自己的商号吧,就叫‘拙记’。”

李员外去世后,张拙在镇江南门外最热闹的地方,挂出了“拙记”的招牌。

招牌两边写着八个字:“通货达财,记德守信。”

他自己坐镇柜台,每一笔进出的账目都亲自过目。

他给商号立下死规矩,每个月盘账,要是差了一文钱,所有人都别想下班,必须把根源找出来。

有人说他太抠门,太较真。

他就说:“账上出问题,人就会出事。

这背后是多少人家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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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功夫,“拙记”的分号就开遍了扬州、苏州、淮安。

他做的生意也越来越大,漕运、丝绸、盐业,都有他的份。

但他没忘本,专门拿出钱成立了“拙记船员银”,哪个船工家里出了事,生病了或者人没了,都能从他这里领到一笔抚恤金。

每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他都会亲自去码头,给那些还在受苦的工友们发棉衣、发粮食。

镇江发大水,他二话不说,捐了五百两银子和一万块砖石去修河堤。

官府后来送了他一块“济世同舟”的牌匾,他没挂在自己气派的商号大堂里,而是挂在了人来人往的码头渡口。

张拙六十岁那年,把偌大的家业交给了他亲手带出来的账房长子,自己回了扬州乡下,买了几亩薄田,每日种菜养花。

他家堂屋的墙上,什么名贵的字画都没有,就贴着一张写着八个大字的白纸:“起心无邪,行事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