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军法局收到了一张让人头皮发麻的申请单。
这事儿怪就怪在，申请人陈莲芳是国民党保密局高官王昌诚的太太，这身份在当时的台湾那是相当“硬核”；可她要领走的尸体，却是刚刚被枪决的“头号女共谍”——朱谌之（朱枫）。
亲情在政治绞肉机面前，有时候真的脆弱得像张纸。
说起朱枫，这可不是一般人。
现在的年轻人看多了谍战剧，脑子里想的可能是《潜伏》里的左蓝，但真实的朱枫比电视剧里还要“生猛”。
她根本不是什么苦出身，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家里是渔业巨头，那是妥妥的富家千金。
从小读洋学堂，练琴棋书画，要是按当时的剧本走，她这辈子注定是个养尊处优的阔太太。
谁知道这大小姐骨子里长了根反骨，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非要跟着陈修良上街搞游行。
抗战那会儿，为了支援新四军，她把自己的嫁妆、首饰卖了个精光，这波操作在当时就叫“毁家纾难”。
明明拿的是豪门阔太的剧本，她偏要演成战地玫瑰。
咱们今天不聊她的“富”，单说她和陈莲芳这段让人唏嘘的母女情。
1927年，朱枫嫁给沈阳兵工厂的工程师陈绶卿当续弦。
进门的时候，陈绶卿前妻留下了个七岁的女儿叫阿菊，也就是后来的陈莲芳。
虽说不是亲生的，但朱枫对这孩子那是真没得说。
阿菊爱吃锅包肉，朱枫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留给她；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教她识字、给她缝衣服，给了阿菊一个完整的童年。
后来陈绶卿病逝，朱枫一边守寡带孩子，一边还要忙革命工作，即便后来南征北战，心里也始终给这个大女儿留着位置。
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爱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为了革命，朱枫不得不把阿菊托付给一位国民党官员抚养。
这一托付，俩人的路就彻底岔开了。
朱枫在共产党的熔炉里炼成了钢铁战士，阿菊在国民党的大染缸里耳濡目染，最后竟然也进了特务系统，还嫁给了保密局的特务头子。
这一红一蓝两条路，在1949年的台湾海峡打了个死结。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那边正缺人手搞清楚台湾的防御部署。
这任务多危险不用多说，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最后组织上选中了朱枫。
为什么是她？
就因为她在台湾有个当国民党官太太的继女阿菊。
阿菊刚生了孩子，写信说想念继母，这封家书就成了朱枫赴台的“护身符”。
拿着女儿的信，朱枫化名朱谌之，坐船到了基隆，直接住进了阿菊家里。
这招叫什么？
这叫真正的“灯下黑”。
白天她是慈祥的外婆，晚上就在国民党特务头子的眼皮子底下，联络“老郑”蔡孝乾和国防部次长吴石，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这种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大陆。
但特务毕竟是特务，职业敏感度在那摆着呢。
阿菊虽然念旧情，但很快就觉出不对劲了。
继母为什么半夜炉子还在烧？
明明说去逛街，怎么鞋底一点泥都没有？
特别是只要听到女婿王昌诚的声音，继母下意识就把东西往米缸里塞。
阿菊心里明镜似的，但她没去举报，这可能是她仅存的一点良知。
她做了一个动作——把朱枫当年送给她孩子的金锁片，退了回去。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我知道你在干啥，我不说破，但你赶紧走，别连累我们。
这点沉默，是她留给继母最后的体面。
朱枫看懂了，第二天就搬走了。
如果事情到这就结束，朱枫或许还能全身而退。
坏就坏在那个叫蔡孝乾的“软骨头”身上。
身为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这家伙被捕后没熬几轮审讯就彻底怂了，把上线下线全吐了个干净。
特务顺藤摸瓜，查到朱枫用过阿菊家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的时候，阿菊为了自保，冷冷地回了一句：“陈太太两天前已经走了。”
就这一句话，直接帮国民党锁定了朱枫的踪迹。
接下来的事儿，惨烈得让人不敢细看。
1950年2月，朱枫再舟山被捕。
被抓的那一瞬间，她没有一丝犹豫，抓起随身的金锁片和金手镯，二两多重的金子，分四次硬生生吞进了肚子里。
金子吞下去那是会死人的，那种剧痛常人根本想象不到，但她为了守住秘密，连哼都没哼一声。
虽然被国民党送医院强行救了回来，但在随后的审讯里，任凭蒋介石怎么亲自过问，甚至用尽酷刑，她始终守口如瓶。
吞下的不是金子，是比钢铁还硬的信仰。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响了七次。
朱枫倒下了，时年45岁。
这时候就回到了开头那一幕。
朱枫牺牲后，阿菊内心估计也崩塌过，她申请领尸，可能是出于最后一点孝心。
这一退缩，就是一辈子。
那个曾经视她如己出的母亲，就被扔在乱葬岗里，任凭风吹雨打整整60年。
几十年后，有记者去采访80多岁的阿菊，问起这段往事。
老太太脸色一沉，只冷冷地甩出一句：“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
你说阿菊是坏人吗？
她也是被大时代裹挟的一粒沙，只不过在生存面前，她选择了最利己的那条路。
而朱枫之所以让我们敬重，是因为她明明有无数次机会选择安逸，却偏偏选了最难的那条死路。
2011年，当朱枫的骨灰终于跨过海峡回到镇海老家的时候，那位在刑场上高呼“新中国万岁”的女英雄，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只可惜，那个爱吃锅包肉的女儿，终究还是走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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