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授衔典礼结束时，36岁的江腾蛟攥着红皮证书，低声嘀咕：“这身军装，得靠自己护住。”几位老战友听得清楚，却没往心里去。谁也不曾料到，这句话后来竟带着几分预兆。
追溯到1929年秋，鄂豫皖苏区雾气正重。11岁的江腾蛟踩着露水跟着赤脚队奔走送信。枪声隔三差五就响一次，他却颇有兴奋感，说自己“怕静不怕吵”。在那个缺书少纸的年代，小江只有两本《三字经》与《新学友》，字认得不多，却把“自强不息”四个字抄了又抄。
红军长征大队伍离开鄂豫皖时，他被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年纪最小，胆子却大，专挑夜间破路障、救伤员的险活。1937年，新四军组建，他已是十五团连指导员。老兵曾说他冲阵时“像脱缰的骡子”，负伤不下火线。辽沈战役前，一发炮弹在堑壕口炸开，土石裹着钢片齐刷刷落在他身边，副指导员吓得愣住，他抬手拍拍对方肩膀：“别傻站着，炸弹不长眼。”这一幕，被团长记在了功劳簿上。
建国后，江腾蛟履历光鲜：三十八军一五一师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少将，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外表看，他一路坦途；内部看，却隐伏裂纹。读书少，他格外崇尚“圈子”，喜欢以个人魅力团拢人心。有人劝他多学《三大作风》，他摇摇头，“先把队伍抓在手上，再谈改造思想也不迟”。这句不合时宜的豪言，慢慢变成了“山头”雏形。
1966年夏，南京城气温飙到38摄氏度，军区大院却比天气更热闹。江腾蛟主抓政治工作，却频频绕开制度，直接召集基层骨干“碰头”，口号是“我们是自己人”。司令员许世友当面提醒：“部队不是私家庄园。”江腾蛟笑得有礼，可转身就在会上暗示下属：“实干的要支持，碍事的要摆平。”同年秋，他与政委聂凤智冲突公开化。聂凤智拍桌子：“江政委，有事摆到阳光下说！”江腾蛟眯眼回应：“阳光太强，会晒坏好庄稼。”一句话，火药味十足。
1968年初，关于江腾蛟的密报送到中央军委。毛主席听完汇报，沉吟片刻，说出那句后来常被引用的话：“此人不可重用。”有意思的是，江腾蛟当时毫无所觉，还在琢磨如何更进一步。到八月，组织宣布免去其南京军区职务时，他以为只是临时调整。短暂失势并未让他反思，相反加剧了野心。
1974年后，他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产生交集，自认为抓住了“东风”。1976年9月，江腾蛟被圈定为“武装依靠力量”之一，他甚至草拟了一份所谓《战备要点》，妄图在关键时刻调动空军机群。有人问他：“胆子真这么大？”他回了句冲天口号：“试试看就知道！”十月事态逆转，“四人帮”被粉碎，江腾蛟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
1977年春节前，专案组押送江腾蛟进京。审讯记录显示，他起初辩解“只是写方案，并未实施”，但书证、证人俱全，所有指令文稿都带着亲笔批注，无法抵赖。1980年1月，特别法庭开庭，他面对审判长坦承全部事实。判决：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人们记得的是法院门口那幅画面——昔日少将，头发半白，步履仓皇。
铁窗生活并不优待。江腾蛟习惯了号令千军，突然要遵守号房规矩，心理落差巨大。最初几个月，他反复叹气；后来翻起过去未读完的《毛泽东选集》，在扉页上写下“早悟此理，何至于斯”。这五个字，字迹明显颤抖，旁人猜不透是真悔还是自怜。
1986年，因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狱方为其办理保外就医。组织在南京郊区安排一套旧干休所住房。推窗即见梧桐，生活算不上富足，但无人再喊“司令”，也没人要求他作报告。邻居偶尔问起，他只回答一句：“过去的事，别提了。”他的妻子李燕平常带着孙子来探望，老人靠在藤椅上，目光时不时落在墙上那张发黄的授衔照片——照片里，他身板笔直，胸前两排奖章泛光。
2009年2月，江腾蛟病重。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声音微弱：“我想再穿一次军装。”这并不是请求荣誉，而是执念。家属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得到特许，一套褪色的55式将军服被送到病榻旁。护士帮他整理领口，他费力地抬手摸了摸袖口，嘴角动了动，却已无声。数小时后，生命体征归于平静，享年九十。
江腾蛟走后，家人整理遗物发现三本笔记，扉页都写着同一句话：“功过自有后人评。”翻到末页，空白。纸张泛黄，记录戛然而止。走过战火、走过鲜花，也走过阴影，他的命运终究停在那身再也穿不紧的旧军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