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冬，沈阳陆军总医院的走廊里，两名复员伤员压低嗓门交换消息：“听说咱们要撤了？”“谁知道呢，得看上面的安排。”一句随口的闲谈点出了当时志愿军官兵心中最大的悬念——何时回家，回去以后又该站在哪里。
要解开这个悬念，必须回到1953年7月27日。那天，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战争硝烟虽被按下暂停键，局势却远未冷却。李承晚执意扩军，美军战机仍在半岛上空盘旋。综合判断，中央决定让一部分志愿军继续驻守，既是军事需要，也是政治博弈。
留下来的队伍不小。到1957年年底，折算下来还有近二十五万人分散在江原、平安和黄海道。粮秣、油料、被服统统由国内承担，每天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越往后拖，账面压力越大，这成了中央关注的重要因素。
1957年11月，莫斯科红场的礼花尚未熄灭，毛主席和金日成就在克里姆林宫边的一间会客室谈了三个小时。金日成既想独立自主，又担心南边的十万韩军。据后来翻译回忆，两人讨论最多的就是“怎么退得体面、退得安全”。
回国问题摆在桌面后，军事指挥机构很快行动。12月，志愿军司令部把所有可行方案摆成一排，从铁路运力到后勤库存逐项核对。指挥员杨勇看到数字后皱了眉：若一次性撤完，东线铁路必被挤爆，还可能给对手误判的机会。于是他起草了一份报告，核心只有十六个字——“梯次后撤、分区落点、以退为备、随时可返”。
“先撤前沿，再撤西海岸，最后空出纵深。”杨勇把图纸拍在桌上，粟裕补充：“第一次回来的放东北，第二轮回的守华北，最后一拨下长江。”两位将领的设想既考虑战术纵深，也兼顾地方接待能力。
毛主席拿到报告，反复核阅后说了一句：“就按杨勇同志说的办。”短短十个字，等于给这场规模空前的战略机动按下启动键。随后，周恩来总理率团赴平壤，和朝方敲定时间表：1958年三批完成。
第一批在3月出发。那时候鸭绿江仍覆薄冰，士兵背着钢盔、提着步枪搭乘军列进入丹东。为了保密，列车灯火全灭，只能听到“咣当咣当”的铁轨声。抵沈阳后，编入沈阳军区，肩负起防卫东部边境的任务。
第二批6月过江，集中到山西、重庆周边。这里既有中部工业又有复杂地形，如果局势再起，他们能最快赶赴正面战场。
最受关注的第三批在10月成行，六万人经新义州进入河南开封，随后划归武汉军区。布局一锤定音时，交通部长曾忧心铁路压力，后勤部迅速调来一百三十列敞车，把人枪物资拆分装载，硬是把风险降到最低。
整个撤离过程中，外电一度猜测中国会因补给困难而放缓脚步，结果三批次均按原计划完成。待最后一趟列车过境，许多朝鲜百姓跟随车尾跑出好几里地，口中不断呼喊“同志，再见！”
回国只是第一步，安置考验随后而至。二十五万人的衣、食、住、训要一一落到纸面。各军区在东北、西南、中原同步扩建营房；地方工业部门加急生产棉衣、步枪配件。与此同时，大批参战老兵进入军事院校，为未来培养专业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撤军直接促成沈阳、武汉等军区新一轮编制调整。沈阳军区新组建的某军后来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中担任主力；武汉军区吸纳的那批骨干，1969年汛期协助长江防洪，救出民众近万人。可以说，当年的合理落点为之后十几年的国防布局预留了空间。
有人曾感慨，如果当年匆忙撤回、疏于规划，很可能让数万老兵一夜间成散兵。杨勇审时度势的“分层安置”不仅稳定人心，也节省了宝贵的运输与人力资源。
到1959年春，绝大部分志愿军已在新岗位完成对口训练，半岛局势也趋于平稳。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负责人统计：从最后一名战士踏上祖国土地到全部重新整编，仅用十四个月，创下当时世界同等规模部队移防的最短纪录。
后来谈起那段经历，有军官回忆：“最紧张时，我们身上还挂着半岛地图，心里却想着麦子什么时候抽穗。”这句看似玩笑的话，把军人转换角色的微妙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事实证明，1958年的周密撤离不仅避免了国际舞台的被动，也让二十五万功臣找到了清晰坐标。他们继续握枪守边、抢险救灾、建设工厂，将前线经验化作新中国国防肌理中的坚韧纤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