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以来，这场政治变局的余波仍在持续扩散。
据央视新闻12日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军方高层相继发声，强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并指出在当前局势下保持国家团结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参考消息》援引外媒报道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诩“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表态，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回应称，委内瑞拉的权力由人民支持的合法政府行使。
在地区范围内，委内瑞拉变局不仅加剧了既有的政治对立，也唤醒了拉美民众历史记忆中的干涉主义阴影。在重新上任不满一年间，特朗普已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以打击毒品为由轰炸民用船只、对委内瑞拉实施海上石油封锁，并高调干预洪都拉斯与阿根廷选举。一系列挑衅行为使拉美各国陷入艰难的战略抉择，拉美安全格局正被迫面对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
当地时间2026年1月8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人们走过一幅描绘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壁画。视觉中国 图
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乌尔蒂内斯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马杜罗事件凸显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正日益趋向被动反应和安全主导，而非积极主动和发展导向。“从拉美地区的视角看，此次干预显示了美国的强制能力，却未能展现其作为经济伙伴的能力或意愿，这正是根本问题所在。”
厄瓜多尔前外长纪尧姆·朗（Guillaume Long）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马杜罗事件在厄瓜多尔国内乃至整个拉美地区引发了强烈震动。尽管当前厄瓜多尔右翼政府对特朗普的行动表达支持立场，但其国内依然存在大量表示反对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声音。
“在更广泛的拉美外交与政策圈中，我所接触到的外交官和国际问题分析人士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事件。这场行动给整个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创伤。无论是各国外交官、政治家甚至美国的反对者，都受到严重冲击。”
受访专家简介
纪尧姆·朗（Guillaume Long）：厄瓜多尔前外长，曾在隶属左翼的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任内（2007-2017年）担任文化与遗产部长、知识与人才部长和厄瓜多尔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等职务，现为拉美研究智库“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
弗朗西斯科·乌尔蒂内斯（Francisco Urdinez）：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影响”千禧研究中心（The Millennium Nucleus on the Impacts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简称ICLAC）负责人。
“马杜罗事件在地区将催生深刻教训”
澎湃新闻：在马杜罗事件发生之后，你所在国家的战略界和政策圈如何整体评估这一事件？这种评估更多体现为对主权、国际法和地区稳定的原则性共识，还是已经出现了关于应如何或是否应回应美国此类行动的实质性分歧？
乌尔蒂内斯：在智利，政策界和战略圈对这一事件的评估总体较为谨慎，同时也存在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完全沿着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光谱展开。政策界普遍对主权问题以及美国所树立的先例表示担忧，真正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务实层面的问题：这对智利自身的外交政策自主性意味着什么？在当前环境下，智利应如何平衡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讨论并非主要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种结构性辩论。智利在经济上已深度融入中国体系，中国不仅是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与此同时，智利仍与美国保持着关键的安全与制度性联系。马杜罗事件迫使智利政策制定者直面一个多年来被有意回避的问题：智利是否还能继续维持“战略模糊”？以及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经济选择会被直接解读为地缘政治站队的时期？这正是当前智利政策圈内部最核心的张力所在。
纪尧姆：厄瓜多尔现政府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高度趋近特朗普，这种取向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已有迹象。现政府不仅与美国签署了多项安全合作协议，而且明确表达了对美国攻击委内瑞拉、侵犯其主权和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支持。
这严重背离了厄瓜多尔过去几十年的外交传统。总体而言，左右翼政府多次交替执掌厄瓜多尔，但该国一直强调多边主义、遵守国际法以及尊重国家主权。一般情况下，如果有拉美国家的主权遭到侵犯，厄瓜多尔政府都会严肃对待，并表达地区团结立场，但当前政府显然已经与这一传统决裂。
近年来，厄瓜多尔在多个国际议题上改变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既有立场。在巴勒斯坦等议题上，厄瓜多尔在国际场合的投票和表态都发生了明显转向。更重要的是，厄瓜多尔在2024年4月也曾严重违反国际法，当时警方强行进入墨西哥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带走厄瓜多尔前副总统豪尔赫·格拉斯。
尽管这一事件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及此次委内瑞拉事件，但在行为逻辑上具有明显相似性：通过强力手段无视国际法和主权边界。换句话说，厄瓜多尔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行动的支持，与其自身近年的外交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无论是在厄瓜多尔国内还是在整个拉美地区，委内瑞拉事件引发了强烈震动。在厄瓜多尔国内，仍然存在大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声音明确反对当前政府的外交立场。在更广泛的拉美外交与政策圈中，我接触到的外交官和国际问题分析人士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事件。这场行动给整个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创伤。无论是外交官、政治家，甚至美国的反对者，都受到严重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在过往，美国可能通过秘密行动、情报干预或政治施压影响南美国家，但从未直接空袭、轰炸和公开军事打击南美国家领土。美国强掳马杜罗打破了南美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禁忌。我认为对拉丁美洲和南美洲人民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黑暗时刻，其中必将催生出诸多深刻的教训。
澎湃新闻：拉美国家对马杜罗被捕的反应差异显著。在你看来，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立场，还是更应从国家体量、外部依赖程度以及安全脆弱性等结构性因素来理解？这一事件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取向的认知？
乌尔蒂内斯：这些差异主要是结构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意识形态更多只是各国用来包装和正当化现实立场的语言工具。在我关于“经济替代”的研究中，在南美12个国家中，中国在10个国家的经济权重已超越美国，各国的外交政策立场正越来越多地反映其经济依赖结构，而非执政政府的意识形态属性。
像巴西、阿根廷、秘鲁和智利这种中国经济力量嵌入程度较深且已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国家，它们所面临的战略计算与那些仍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的中美洲或加勒比国家截然不同。前者高度依赖中国提供的信贷、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大宗商品市场，而它们无法简单“回归美国”，因为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并未在规模上提供类似的经济公共产品。
至于地区对特朗普政府的认知，马杜罗事件强化了一个已在形成的观点：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正日益趋向被动反应和安全主导，而非积极主动和发展导向。此次干预显示了美国的强制能力，却未能展现其作为经济伙伴的能力或意愿——从拉美地区的视角看，这正是根本问题所在。
纪尧姆：意识形态确实是最核心的因素之一。当前拉美存在一股与特朗普高度对齐的强硬右翼政治潮流，在一些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阿根廷、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等，这些政府普遍公开支持或默许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
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内部，这种分裂体现得非常清楚。此前，CELAC曾试图通过一项声明，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这一成员国的攻击行为，但在该组织“一致同意”原则的前提下，谴责声明最终被少数国家否决。
在委内瑞拉事件的反应方式上，也存在另一类基于国际法和主权原则并明确谴责美国行动的国家，例如智利、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等国。上述国家虽然不支持马杜罗政府，甚至与其关系紧张，但它们强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支持马杜罗，而在于是否接受以军事手段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原则。
还有一些国家反应尤为强烈，原因是它们直接感受到了威胁。特朗普本人曾公开点名，暗示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古巴可能成为“下一个”。因此，这些国家在外交层面表现得更加警惕和强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加起来，占据了拉美超过一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这意味着尽管当前拉美存在明显的右翼回流趋势，但整个地区远未形成对特朗普路线的整体追随。如果深入观察各国外交系统和政策圈内部，会发现反对美国这一行动的声音，远比领导人层面的公开表态要广泛得多。美国的行动触碰的是拉美地区长期以来共同维护的核心原则：主权、民族自决以及多边主义秩序。
当地时间2026年1月6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名女子手持“超级大胡子”和“西丽塔”的披风超级英雄玩具，参加支持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的集会。视觉中国 图
拉美地区的“分水岭时刻”
澎湃新闻：马杜罗事件是否可能成为地区的一个“分水岭时刻”？从更根本的层面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试图通过更直接的方式，重新界定或重申其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
乌尔蒂内斯：这确实可能成为一个分水岭时刻，但未必符合美国的最初意图。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国之所以试图通过军事胁迫手段重新确立其势力范围，恰恰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以经济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力量衰退的表现，而非力量增强。
在我关于经济替代的著作中，我指出美国的拉美霸权主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即通过提供商品、服务、信贷以及市场准入。2001年至2020年间，美国将这一角色让渡给了中国，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其他地区。如今，当美国不得不面对这一战略撤退所带来的后果时，它所依赖的只剩下自身仍具优势的领域：军事力量。
但军事干预无法建设基础设施，无法提供发展融资，也无法创造拉美国家真正需要的经济机会。因此，这确实是一个分水岭时刻，但它可能标志着地区竞争从以经济为主，转向日益军事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拉美而言更加危险，同时也未必能在长期内真正恢复美国的影响力。
纪尧姆：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在经济领域感到不安全的美国，对西半球进行军事化重塑的一种表现。这是对“门罗主义”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重新解释和操纵，其程度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从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此次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美国正在试图重新确立其对整个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可以说，控制拉美地区是当前美国外交、安全与地缘政治目标中的核心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看到一个更大的结构性变化：美国过去长期坚持单极秩序，但如今正在转向一种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多极世界观。只不过，这种势力范围的重申并非通过经济方式实现，而是以军事方式呈现。
但美国并未重新赢回其在西半球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是一种硬实力主导的回归：通过威慑、恫吓、军事施压和安全力量展示来实现控制，而非通过贸易、投资或企业影响力。这个区别非常关键，因为当前许多拉美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比美国更密切。这是美国不愿接受、但又显然无力逆转的现实。
澎湃新闻：从地区一体化与战略自主的角度看，马杜罗事件是否暴露出现有拉美机制在应对重大外部冲击时的局限性？这一事件更可能被视为一次短期扰动，还是可能在长期内促使地区重新思考在安全政策、外交协调或对外关系基本原则方面是否需要更高程度的一致性？
乌尔蒂内斯：这一事件无疑暴露了地区机制的脆弱性。拉美在大国竞争问题上的反应高度碎片化：各国分别与中国进行谈判，对美国干预缺乏统一立场，而诸如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等区域组织在过去十年中也显著弱化。
不过，我对短期内出现更高程度的地区协调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导致碎片化的结构性因素，如各国对中国的经济嵌入程度、安全脆弱性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各异，这些变量在短期内并未发生变化。
可能发生的变化在于，部分国家或许会开始将地区协调视为一种现实必要，而非理想主义目标，目的是保留最低限度的自主决策空间。如果委内瑞拉的事态表明单个国家容易被孤立和施压，那么对集体行动重要性的认知可能会逐渐增强。然而，建立这种能力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政治意愿。从当前情势来看，我认为这种政治意愿仍不充分。
纪尧姆：当前，拉美的地区一体化、集体行动以及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共同回应，几乎是缺失的。可以说，拉美地区一体化正处于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之一，甚至可能是二战之前以来的最低点。
这种缺失是双向的。传统上，拉美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一体化愿景：一种强调战略自主，包括在安全和外交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另一种则更偏向于自由贸易和市场整合，政治色彩较弱，且通常更符合美国的偏好。而现在，这两种一体化路径都几乎不存在。
即便是美国长期偏好的地区机制，比如美洲国家组织（OAS），它的存在感也很低，影响力也在下降，甚至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成本过高和用处不大”的机构，屡次遭到削弱和质疑。换言之，我们既看不到一个反对美国和强调战略自主的地区集体组织，甚至也没有亲美或者制度化的一体化框架。
在应对特朗普政府方面，拉美国家更多是转向双边主义，试图单独与美国打交道，但我认为这是应对霸凌式强权的最糟糕方式。当一个全球性大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并通过军事方式和威慑施压时，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来提升谈判能力和战略筹码。
这种情况是否会改变仍有待观察，也许拉美各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初期被其行动节奏所震惊，但这本不该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线索。关键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能够继续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持续施压，还是说地区国家最终会调整战略，重新启动以战略自主为核心的地区合作。
目前，拉美唯一勉强可见的协调轴线是“巴西—墨西哥轴线”。尽管两国的外交传统和战略位置截然不同：墨西哥深度嵌入北美体系，而巴西更接近金砖国家逻辑，不过两国在一个关键点上高度一致：坚持多边主义、捍卫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然而，拉美地区组织普遍依赖“协商一致”规则，这使得任何单一国家都可以否决集体行动，严重削弱了地区反应能力。这也是我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批评的制度性问题。
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之所以仍能维持存在，主要是因为它是拉美与欧盟、以及拉美与中国进行集体对话的平台。但CELAC本身并不具备条约基础，没有常设秘书处，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和机制。它更多是一个对话平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治理或战略自主工具。
相比之下，南美国家联盟（UNASUR）原本具备更完整的制度设计，但在2016年以及2017年后，在一系列右翼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共同作用下被边缘化，尽管该组织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但实际上已处于停摆状态（编者注：自2019年起，大多数成员国已退出南美国家联盟）。
因此，目前拉美所面对的现实是：地区机制薄弱、战略自主缺位以及集体应对能力严重不足。是否会在未来重塑地区主义，以应对新的全球和地区挑战，仍有待观察。至少在当下，这种缺位是非常明显，也非常令人遗憾。
当地时间2026年1月5日，美国纽约，视频截图显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护送登上直升机，前往曼哈顿联邦法院。视觉中国 图
战略自主空间收缩，约束强权关键在区域主义
澎湃新闻：多年来，拉美国家一直试图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维持战略模糊与政策平衡。在马杜罗被强掳这种高度象征性的事件之后，“不选边站队”的空间是否正在明显收窄？在关键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和矿产）中，各国是否开始更加重视政治可控性和抗压能力，而不再单纯以经济效率为优先？
乌尔蒂内斯：我认同你提问中提出的看法，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过去二十年，拉美国家主要基于经济逻辑与中国展开合作，并未承受明显的政治成本。中国在基础设施、采矿和能源领域的投资，通常被视为技术性和发展导向的决策。但当这些关系被安全化后，整个决策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
各国现在必须思考：如果允许中国投资港口、锂矿或者5G网络，是否会被视为地缘政治站队？是否会因此更容易受到美国施压？这为原本主要基于经济效率作出的决策叠加了全新的复杂性。
关键问题在于，各国的根本需求并未改变，它们仍然需要基础设施投资、商品出口市场和发展融资，但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不会自动创造出一种可以替代中国的经济方案。因此，各国陷入了一种困境：它们被要求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却未获得可行的经济替代选项。
这将导致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局面：国家可能在政治上承诺减少对华合作，但在经济上却无法真正兑现。修辞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对地区稳定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纪尧姆：委内瑞拉一事显示了美国的无力。由于无法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只能“打了就跑”。即便在最亲特朗普的政权，如巴西的博索纳罗或阿根廷米莱政府，中国企业也没有被排挤出去。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一现实不会改变，商业精英不会允许他们的政府与中国脱钩。
多数国家仍然希望对冲风险和保持经济关系多元化。另外，美国企业本身也不愿意承担这些风险。最后，特朗普政府的高度不稳定性，包括随意施加制裁，实际上正在伤害美国自身的商业利益，拉美地区也未必会迎来一次美国企业的大规模回归浪潮。我认为，中国将越来越多地被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视为一个“稳定之手”，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测的经济伙伴。
在个别情况下，也许会有一到两个拉美国家领导人认为：“我最好把这个采矿特许权给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我们此前在巴拿马的港口问题等少数案例中看到过这种情况。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拉丁美洲会出现一个真正、历史性的“远离中国”的转变？我不这么认为。
澎湃新闻：“粉色浪潮”重塑了拉美政治版图，但近年阿根廷、智利等国又出现右翼政府上台。你认为这是否意味着拉美左翼整体影响力正在衰退，还是应理解为政治周期更加碎片化和务实化？在外部环境更具进攻性、地缘政治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左翼政府的执政空间是否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乌尔蒂内斯：与其说是左翼的影响力衰退，不如说是政治格局的碎片化与务实化。从研究角度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对美国的替代，发生在不同政治派别的政府执政期间。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右翼政府与玻利维亚或阿根廷的左翼政府一样都在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说明发展对华经济关系的决定因素并非意识形态，而是结构性的经济需求。
不过，左翼政府的执政空间确实可能在收缩，但原因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左翼政府缺乏民众支持或没有提出可行的经济方案，而在于左翼政府历来更愿意挑战美国霸权和强调地区自主性。在一个美国愿意通过胁迫手段维护影响力的环境中，维持这种立场的成本显著上升。
委内瑞拉案例可能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即如果过度向中国倾斜或过于直接地挑战美国利益，地区政府是会付出代价的。这可能产生寒蝉效应，迫使地区国家（即便是左翼掌权）在外交政策上趋向谨慎和中间立场。
然而，这并不能解决根本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仍然需要经济伙伴。如果美国无法提供替代方案，无论谁执政，与中国合作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或许将看到一种日益扩大的裂缝：对外表述在政治上更加克制，避免刺激美国；而实际经济行为仍高度依赖中国。这种长期的言行不一致是不可持续的，并终将催生新的政治张力。
纪尧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高度极化的拉丁美洲，我现在看不到任何“浪潮”，我看到的是极化。这也再次说明区域主义的缺失是一件坏事，这意味着缺乏区域层面的战略自主。
拉美国家正在被美国“恐吓”，一部分政客崇拜特朗普那种张扬、强人式以及带有男性气质的政治风格。另一部分人则感到被威胁：如果你不站在特朗普一边，你就会受到伤害，就像委内瑞拉遭遇的那样或者像其他国家因制裁而被“掐住喉咙”那样。
从长远来看，我并不认为这种状况能维持很久。特朗普正在制造更多拉美社会对美国的敌意，这很可能会引发反弹。
这种情况在真正的“粉红浪潮”时期已经发生过，我指的是发生在2000年前后且持续十年左右的那一轮浪潮，而不是之后那些规模较小的“粉红浪潮”。当时，12到14个拉美国家政府（取决于你如何统计）中的部分政府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它们最终选择推动战略自主和集体主权，抵制美国的单极霸权，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并实施更加多元化的外交政策，捍卫多极世界。自2015年以来，尤其是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之后，这一趋势被削弱了，但我认为它会重新回归。
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美国的过度激进措施暂时削弱了拉美地区的主权，这种高度攻击性的做法虽然暂时震慑了一些区域国家，却几乎肯定会反过来强化拉丁美洲走向更大自主性的长期趋势。
“势力范围”的逻辑行不通，我也不认为拉美地区最终会被美国控制。但在这个逻辑彻底失败之前，这一过程将是暴力和不稳定的，而且毫无疑问，会充斥来自美国一方的侵略性行为。
澎湃新闻：在当前环境下，尤其是中小国家，是否正在被推入一个更加等级化的安全与外交体系，其运行逻辑更多由大国主导而非共同规则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将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制度稳定与核心利益？战略自主是否仍然存在现实空间？
乌尔蒂内斯：战略自主的空间确实在收缩，但尚未完全消失。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经济选择日益被“安全化”，即被解读为地缘政治立场，而非务实的发展决策，这将显著抬升各国行使政策能动性的成本。
像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处境尤为困难，因为它们的规模足以与中国建立深度经济关系，但又不足以有效抵御美国的施压。当竞争从以经济为主转向以安全为核心，这种平衡变得更加艰难。
尽管如此，战略自主仍然存在空间，但前提是更为精细的外交操作，以及比以往更高水平的地区协调。各国需要在维持对华经济关系的同时，妥善管理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并避免被视为明确站队。但委内瑞拉案例表明，这一空间正在迅速缩小，容错余地也越来越小。
纪尧姆：在一个“强权即正义”的国际环境中，小国和中等国家显然更加脆弱。这正是为什么国际制度和国际法极其重要。它们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弱小国家、边缘国家和易受伤害的国家，防止强国滥用权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强国的权力需要约束，而建立规则和维护制度是限制强权滥用的关键。
正因如此，以战略自主为基础的区域主义对中小国家尤其重要。通过集体行动与区域机制，小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保护，因为它们不再是孤立地面对霸权，而是被纳入一个共同体之中。
特朗普已清楚地表明：即便存在制度，强国仍然可以选择无视它们。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理论上的多元视角。权力并非只有军事一种形式，它还包括制度性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观念权力。真正重要的不是纠结于某一种理论标签，而是要明确目标：建立规则、维护规范，并设法让这些规则能够被执行，包括对强国的约束。在我看来，手段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但目标可以是理想主义的，即减少冲突、推动和平共处，让规则对所有行为体都具有约束力。
我认为我们当年在政府中采取的做法，无论是在厄瓜多尔还是在整个地区，都是对此类问题的回应。事实上，这些回应并非始于特朗普，而是源于对小布什政府的不信任。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异类”，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例外主义”自居，并持续违反国际法。
我们当时的应对方式，是推动“集体主权”的理念。你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实现完全团结，但你必须识别共同利益，并优先在这些领域建立合作。一旦在某些领域建立了信任，就更容易处理其他领域的分歧。这一点在实践中已经被反复证明。应对像美国这样“失控行为体”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集体行动、集体防御和集体主权。当一个国家遭受攻击时，其他国家必须站出来支持它。
全球北方或西方国家在集体行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北约就是典型例子。在外交实践中，我与全球南方国家往往是一对一交流，而欧洲国家则总是以欧盟的整体身份出现，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在安全领域尤其如此。
没有其他大国愿意为拉美地区提供安全保障。中国不愿意卷入军事冲突，俄罗斯和欧盟也不会这么做。因此，安全只能通过区域内部来实现。在经济上，你可以多元化、分散风险，但在安全问题上，则没有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