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18日22点，一列列车呼啸着擦过浙江萧山小站，站台上值夜班的民警王全根只听得一声脆响，随后车轮远去，夜色又归沉寂。
几分钟后，铁路公安接到紧急来电：那声脆响不是普通脱轨声，而是毛主席专列车窗被石块击碎。专列里，主席正与苏联顾问马林科夫商谈农业机械化，警卫迅速封闭车厢，确认没有炸药和枪弹后才稍稍放松。
萧山当地立即戒严。省公安厅凌晨两点下达死命令：“二十四小时查清。”文件传到基层，抬头只写了“极端重要”，具体内容却只许口头传达。
天刚亮，铁路沿线十几公里被分为若干网格。每一片稻田、每一段铁轨边沟都被翻了个遍。侦查员发现一处脚印与砾石散落点，顺着田埂走到曹家坞。
曹家坞的青年农民曹文生正在屋前洗脸。侦查员问他昨晚十点在哪儿，他吞吞吐吐，说饭后在铁路边溜达，顺手抛石子取乐。听到“毛主席专列”几个字，他脸色煞白，双膝发抖：“我、我真不知道那是主席的车。”
背景核查很快结束。曹文生出身贫农，无宗派往来，也无国民党旧关系。案件材料通过专线送京，当晚就摆在主席案头。毛主席看完卷宗，合上档案袋，说了一句：“这不过一个乡下娃的无心之举，拘几天，教育教育罢了。”
然而浙江省高层仍不敢掉以轻心，最终以“危害铁路运输安全”判处曹文生三年。消息汇报到北京，毛主席摇头：“太重了，徒增民怨。”随即批示：“可酌情减轻。”二十三天后，曹文生获释回村，仍被要求定期写自我检讨，算是对地方面子的一点照顾。
这起“石击事件”让外界第一次窥见主席专列的“脆弱”。专列由十二节车厢组成，车次代号不固定，车头通常是刚大修完的前进型蒸汽机车，牵引功率足，方便临时加速或进支线。列车里装有电话总机、文件柜和简易医疗室，被汪东兴称为“流动的中南海”。
毛主席坚持用火车而不是飞机，除了对外国设备的心理排斥，更重要的是“想停就停”。铁路网像一张延伸到乡镇的蛛网，车子一拐入支线便可以隐蔽停车，主席下车走村串户，直接问农民：“今年亩产多少？家人够吃吗？”记下来的数字往往同各级呈报表格相差悬殊。
1952年10月，专列到徐州北站。地方干部早把招待所铺好了电暖气，主席摆手：“回火车，省事。”那天他在车厢里吃午饭，四菜一汤，副司令刘涌惴惴端坐一旁，连声请罪菜色太差，主席夹起红烧鱼，淡淡一句：“有盐有味，很好。”
1958年秋，列车停新乡，一场座谈会从下午拖到次日凌晨，车站聚满想看一眼主席的群众。毛主席怕惊动百姓，不准高音喇叭广播，只让车厢灯光熄到最低。会议结束，他扶着栏杆望向站台，说声“走”，火车立刻滑进夜色，只留下几缕煤烟。
有人说，专列不如中南海安全。事实上，警卫部队配有步枪、轻机枪，以一个加强排随车，再加地方护路。可毛主席看得开：“车是铁的，人是活的，该动就动。”他宁可冒些风险，也要确保调查材料来自田野。
石击案结后，保卫系统在全国推广“十米护路带”，沿线砌低墙、种灌木，夜间加巡逻犬。但毛主席提醒汪东兴：“别太兴师动众，别挡住农人上地干活。”最后修改成“白天让路，夜间限行”，兼顾安全与耕作。
事件过去不到一年，毛主席又乘专列赴长沙。警卫问要不要加装钢化玻璃，主席摆手：“窗子厚点，风景就模糊了，看不清庄稼。”一句话拍板，列车依旧保留原有厚度。
从1949年到1970年，毛主席共乘此车七十余次，总里程约三十万公里，相当于环地球七圈。途中开过中央工作会议十八次，接见地方干部三百余批。“石击”只是短暂插曲，却让人明白，铁轨上的那节车厢不仅运载国家机密，也装着领袖对百姓的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