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务手里，母爱是比任何刑具都好使的刀子。
这把刀子，一头扎在母亲的心上，另一头，握在一个叫阿菊的养女手里。
这事儿就发生在1949年底的台湾，一个潮湿、紧张，到处都是探子和暗哨的孤岛上。
故事的主角叫朱枫，明面上的身份是个来台湾探亲、顺便处理点生意的富商太太。
她穿旗袍，会交际，举手投足都是上海滩大户人家的派头。
可暗地里，她是中共华东局派来的顶尖特工，代号“朱太太”，任务只有一个：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手里，拿到台湾防区的全套绝密军事情报。
吴石，自己人，代号“密使一号”，是咱们插在国民党心脏里最深的一根钉子。
这趟活儿，朱枫干得漂亮。
她住在台北自己养女阿菊家里。
阿菊是她从小带大的，一口一个“姆妈”叫得亲热。
白天，朱枫陪着阿菊逛街买东西，晚上，就摇身一变，和吴石秘密接头。
那些要命的情报，比如《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被她用特制药水缩成比米粒还小的胶卷，塞进金戒指的夹层，或者藏在发簪里，一趟趟地送回了大陆。
毛主席看到这些情报时，龙飞凤舞地题了词：“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
家，是她最好的掩护。
母女情深，是她最完美的伪装。
但恰恰是这个最安全的地方，裂开了一道缝。
时间倒回几个月，1949年11月，香港码头。
朱枫提着一只小皮箱，登上了开往基隆的“风信子”号客轮。
她跟来送行的同志说，是去台湾看女儿，女儿在那边成了家，女婿在海关做事，日子过得不错。
她还说，自己丈夫在香港的生意也需要去台湾打理一下。
每一个理由都天经地义，合情合理。
她出身浙江镇海的名门，家里是做大生意的，从小锦衣玉食，读的是新式学堂。
日本鬼子打进来那年，她把家里的钱拿出来支持抗日，后来又投身革命。
在上海，她开商行，办钱庄，用赚来的钱给组织当经费，用商人的身份掩护同志。
她这辈子，就像一个高明的演员，在不同的身份间切换自如，从来没出过岔子。
可这一次，她心里有点不踏实。
台湾不比上海香港，那是国民党最后的窝，整个岛上密布着军警宪特，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一下船，那股子空气里漂浮的怀疑和监视的味道，她就闻出来了。
她住进阿菊家，女婿叫王昌诚，在基隆海关工作，为人老实本分。
阿菊对她这个养母好得没话说，每天变着法子做好吃的，嘘寒问暖。
朱枫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姑娘，心里是暖的。
这份暖，让她暂时放下了心里的那点不安。
她和吴石的接头，安排得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有时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有时是装作在西门町的绸布店里偶遇。
吴石把一个装着微缩胶卷的空香烟盒递给她，她转手就放进了自己的手袋里。
为了把情报送出去，她联系上了一个定期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船员，情报就藏在给香港“丈夫”带的土特产里。
短短两个月，七次情报传递，无一失手。
这条从台湾“国防部”直通北京西山的秘密通道，堪称完美。
但她忽略了一件事。
在间谍的世界里，情感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尤其是亲情，它既能是坚不可摧的铠甲，也能是最致命的软肋。
真正的警报，来自一封家信。
信是阿菊写给大陆亲戚的，内容家长里短，再正常不过。
朱枫检查信件是职业习惯，她拿起信封，对着灯光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信封背面的那枚邮票，贴得比平时歪了大概两毫米。
这个细节，普通人看一百遍也看不出问题。
但对于朱枫这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
这不是意外，这是有人在用约定的方式传递信息。
传递什么？
是警告她这里不安全，还是告诉别人“鱼已上钩”？
那晚，朱枫一夜没睡。
她把这几个月来在台湾的生活，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一帧一帧地回放。
阿菊对她是真的好，可有时候，阿菊会不经意地问她：“姆妈，侬最近生意谈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忙？”
眼神里带着一种她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她也发现，街角那个卖豆花的摊子，最近换了个生面孔，眼神总有意无意地往她家这边瞟。
组织的警告也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了，只有一句话：“台湾工委可能出了问题，速撤。”
问题出在哪？
是她自己哪里露了马脚，还是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有人掉了链子？
她想不明白。
她宁愿相信，邮票只是阿菊不小心贴歪了，女儿的关心也只是单纯的关心。
她不敢往最坏的方向想，因为那个方向太冷，太伤人。
1950年1月，真正的雪崩来了。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
这个老资格的革命者，参加过长征，却没扛住国民党保密局的酷刑和利诱，叛变了。
他手里掌握着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近千人的名单。
他的嘴一张，整个台湾的地下工作瞬间被连根拔起，血流成河。
朱枫的名字，就在蔡孝乾吐出来的第一批名单里。
抓捕令立刻就下来了。
吴石将军得到消息，心急如焚。
他动用自己的职权，冒着暴露的巨大风险，给朱枫签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让她搭乘军机，从台北飞往当时还在国民党手里的舟山群岛。
只要到了舟山，她就能想办法坐船回到大陆。
那是她最后的机会。
然而，就在她抵达舟山，准备换乘小船离开的那个晚上，几个黑影从码头的阴暗处冒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
她心里一沉，知道一切都完了。
只差一步，就差一步就能回家了。
后来，随着国民党那边档案的解密，一个代号浮出了水面——“莲花”。
档案里写得含含糊糊，说是一个叫“莲花”的“外部联络”，提供了“朱太太”准备从舟山离境的关键情报。
经过一些历史研究者的多方考证，这个“莲花”，就是阿菊。
阿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一种说法是，她和丈夫王昌诚被保密局的人盯上了。
特务们拿着她丈夫的前途和一家人的性命做要挟，逼着她配合。
她一个普通女人，没受过训练，在那种高压下，除了听话，别无选择。
另一种说法是，她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特务发展成了外围人员，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她那些看似关心的问话，已经成了递给特务的报告。
我们没法知道，当阿菊在灯下写那封信，故意把邮票贴歪的时候，她心里在想什么。
是害怕？
是愧疚？
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家，不得不牺牲掉那个待她如亲生女儿的母亲？
朱枫在狱中，受尽了折磨。
但她什么都没说，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是我自己要来的，跟别人没关系。”
她把所有事情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切断了敌人顺着她这条线继续往下查的所有可能。
为了保守秘密，她曾把贴身的金锁链和金镯子一起吞了下去，想一死了之，结果被发现，又给抢救了回来。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她就在牢里，安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她在留给家人的遗信里写：“凤将于今晨，在此世界消失…
此间一切，请一切放心。”
信的最后，她特意嘱咐：“别替我哭，照顾好自己。”
她依然叫阿菊“孩子”，没有一个字的埋怨和责备。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
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人并排站着。
临刑前，朱枫对旁边的行刑人员平静地说了一句：“灯，帮我留着。”
那人没听懂，她又补了一句：“家里有客人要回。”
六十年后，朱枫的骨灰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终于得以从台湾送回大陆安葬。
但在办理手续时，因为一份需要“家属”签字的文件，事情耽搁了很久。
有人在台湾找到了早已改名换姓、白发苍苍的阿菊。
面对来访者，她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她走得太早了。”
在需要她签字的那份文件上，那个属于她的签名栏里，留下的是一道涂了又改、改了又涂的笔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