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8日，黄浦江畔风高雨细，毛主席的专列刚停靠上海南站。站台上除了守卫、迎接干部，还多了一名身穿浅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他没戴军衔，也没配袖标，却被安排在离主席最近的位置。
列车车门打开，毛主席抬手向人群招呼，目光掠过那张黝黑的面庞，笑着说：“老王来了！”然后回头对身边人补一句，“红色包打听王范，眼睛尖，耳朵灵，延安时抓敌特可是一把好手。”这一句半真半开的玩笑，勾起了不少上海干部的好奇。
王范，1905年生，江苏如东苦地里走出的农家子。十岁才进私塾，十三岁被父亲拉回田间，靠堆草挑粪度日。为了继续读书，他跑到河岸边作势跳水，父亲吓得只好再让出一年学费。从那年起，他对命运的强硬反抗就再没停过。
1929年春，他在乡间担任教员的引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爆发的红十四军起义，他组织乡亲裹脚布做军旗。起义失败后转入上海地下交通站，接头暗号换了无数套，终因叛徒出卖，于1934年被捕，押进南京陆军监狱。
牢里湿冷，他却因一次分羹事件同一位新囚犯争执，两人从辩论抗战形势聊到孙武《军争篇》，越聊越热，彼此欣赏。那人便是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王范常说，“我们是铁窗里结拜的兄弟”，这话不假。
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响起，蒋介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松动，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大批政治犯获释。王范离牢门不到十分钟，就被秘密押送到延安。其后八年间，他负责边区保卫，依靠挖地道、伪装炊烟、监听无线电，三次破获日伪潜伏组，中央表彰中连点四个“特”字——特别机智、特别果断、特别隐蔽、特别坚决。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年，王范被派往热河，任省公安厅厅长。热河匪患由伪满残部、地方恶霸和土匪混合而成，他用“先摸底再分化”的办法，六个月连擒八股武装，两次解救被劫火车，省城里一度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夜半敲门是王厅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央决定于3月自西柏坡进京，王范被紧急调回，带一个排的警卫员打前站。路线经定州、保定、涿州一路勘察，他要求司机遇岔路必鸣笛三声：一短两长。同行干部纳闷，他解释：“短声示警，长声掩护，枪口是冲着暗处的。”3月23日，当首长车队驶入北平德胜门时，王范的吉普在最前头，车灯灭着，他用手电筒测路，直到天色微明才让后车开灯。
毛主席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那天，王范戴鸭舌帽、挎手枪坐在第二辆敞篷吉普上，目光始终游移在人群与房檐之间。师部记录显示，那次入城未发生一起枪击或爆炸事件，中央警卫处在总结里给出八个字：“预案周密，首尾俱细。”
同年5月，华东野战军进入上海。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首长的住所安全同样落在王范肩上。为设立核心警戒圈，他把旧租界的俄式排楼改成暗哨平台，把法租界洋房地下室改成防空暗道，甚至在福州路某报社楼顶布设观测镜，确保三分钟内能发现可疑目标。
1954年年底，王范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那一年，他四十九岁，衣着依旧朴素，办公室墙上只挂一张小幅毛主席像，旁边贴着自己的字条：“不以官大压良善，不以情深误法度。”
然而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58年某次内部会议，有人指出他在参战经历中“历史复杂”，随后又被扣上“特务线索未交代清楚”的帽子。组织决定对其降级处理，从局级连降十级，调往浦东七一人民公社。“这是真的吗？”妻子含泪问，他摇头苦笑，“解释没用，等风过吧。”
风没有立刻过去。两年里，他住在茅棚，白天帮社员铺田埂，夜里抄手稿，一支铅笔能削到只剩两厘米。1961年初春，毛主席得知此事，在一次汇报会上插话：“王范做事稳，当年我进北平，他的功劳不小。我看要认真查一查。”一句“我要亲自过问”，让调查组重新调卷。
1962年2月，中央批复：王范问题“确无事实依据”。同年4月，他调任江苏省体委主任，迁居南京上海路旧营房。虽是平调，已属不易。他见到儿女第一句话是：“饭照吃，事照做，人不能冤自己。”
可惜更大的风浪紧随而至。1966年夏，他接受“隔离审查”。昔日警卫经验派不上用场，无人敢出面佐证，他只能在笔录里一遍遍陈述。“记住，”他对审讯人员说，“我不怕死，只怕误了后来的史料。”终因积劳成疾，1967年1月12日凌晨四时，王范病逝南京，年仅六十二岁。
档案里留下一行批注：“生平功过，待后评定。”若干年后，有关部门复查，认定其为受错误处理的公安保卫干部，其降级、审查结论一律撤销。王范的名字最终回到他习惯的岗位——人民保卫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