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北京城的风比往年更紧，吹得新华门前的石狮子都像缩了脖子。这一年，围绕中南海住宿的讨论在高层悄悄传开：谁留下，谁外迁，原则是能省则省。第二年盛夏，一封措辞简练的信打破了沉寂——落款“彭德怀”。收信人是中办主任杨尚昆。信里只有几件事：请批准搬离中南海；专车可还给车队；警卫及工作人员自行精简。语气平平，却像在水面投下一块石子，圈圈涟漪迅速扩散。
杨尚昆带信进入菊香书屋时是1959年6月下旬，到的时候天已擦黑，窗里灯火通明。毛泽东正在案前批阅文件，头也未抬地问：“什么事？”杨尚昆递上信，只说一句：“彭总写的。”主席放下手中的毛笔，仔细读完，缓缓抬头，语带惊讶：“咦，他原来住在海里啊？”这一句话既是调侃，也是实情。中南海居大不易，领袖们也多半在外另觅居所，熟面孔却未必知根知底。
往前追溯，1952年秋，披满征尘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回国述职，组织安排他暂住在怀仁堂东南角的永福堂。那是一处老四合院，灰砖青瓦，狭窄的院落里栽着两株石榴树。外人还以为元帅的住所该豪华气派，其实屋顶漏雨、窗棂掉漆，连火墙都需经常泥补。朱德住过的房间稍加收拾后，便成了彭德怀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头只放得下一张狭长小书桌和一架地图柜。那面著名的大幅军事地图就贴在墙上，把屋子显得格外逼仄。
住处简陋，人却不少。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无子，将侄辈与战友遗孤接来相伴，晚上加铺几张木板再打上草垫子，就算解决了床位。有人提议找个宽敞院子，彭德怀摆手：“哪家百姓不是几口人挤一间屋？咱们共产党人要带头节省。”警卫员景希珍暗暗替老首长叫屈，偷偷去看新分的一处北海后街楼房，回来眉飞色舞劝搬，彭德怀却一句“老百姓还住得挤”便把念头堵回去。景希珍忍不住埋怨：“首长也得有个像样的办公地嘛。”彭德怀的脸沉下来：“别打我的主意，多操心群众的房子。”
就这样，他在永福堂一住七年。日子虽苦，节制却从未影响工作。他常披大衣在小煤炉旁批文件，半夜嘴里念叨作战数字，家人怕他累，劝歇一会儿，他摆摆手：“急着用，不能缓。”可1959年上半年的若干会议后，这位一向刚硬的将军忽然作出搬离的决定。外界猜测纷纷，有人说他是受了大会批评想远离权力中心，也有人断言他要下基层自请再教育。真实缘由，信里语焉不详，唯有那句“以示决心”泄露了端倪。
中办按照程序，为彭德怀安排了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古槐遮天，砖雕影壁斑驳，传言是明末吴三桂的旧宅——但无从考证。通知下达时，彭德怀没有提出任何条件，连房子格局也懒得过问，只问一句：“离党校多远？”得到“两公里左右”的答复，他才露出笑容：“好，方便学习。”
搬家前夕，永福堂里热闹了一阵。工作人员将木箱一只只抬到院中，正踌躇着如何安置珍贵的元帅服、礼炮帽、勋章证书。彭德怀从书房出来，摆手：“这些我不用带，国家给的荣誉，留给国家。”又指了指堆得半人高的书箱，“书带走可以，别样全留下。”景希珍小声嘀咕：“这些是首长的荣誉啊。”彭德怀只笑：“带走干什么？种地穿不着。”
9月初，他把几件军装塞进帆布包，又让孩子们收拾好课本。满打满算，五六辆卡车就把全家财物运完，多数空间还是书。临行那天，院门口没敲锣打鼓，也没设送别酒席。彭德怀握着门墩石，略一停顿，回身看了看脱落漆皮的门板：“住了这几年，也算有感情。可人总得走。”无人再劝留。
吴家花园初到手时，院落荒芜。彭德怀披着旧棉袄，带着家人拔野草、翻耙地。那副“元帅弯腰种菜”的景象在周边村民间传成佳话。有人好奇凑近看，他就抬头一笑：“锄头比指挥棒好使，能出粮食。”他的饮食越发简单，白面馒头不吃，非让家里掺上粗粮。每逢刮风下雨，他仍雷打不动背书、写日记，偶尔去附近中央党校听课，坐的是公共班车，没人认得出这位昔日统帅。
对比之下，中南海的格局也在那几年发生变化。1959年底，林彪因身体原因正式接任国防部长，进驻海里南楼；罗瑞卿留在近旁，方面军将领再难轻易见到曾经的“彭老总”。那句“原来他是住在中南海里呐！”仿佛已成遥远旧事。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虽然并未强行挽留，却暗示对彭德怀的节俭给予肯定。叶剑英后来回忆，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住哪儿是小事，心里装着谁才是大事。”这句话没有公开记录，只在极少数人之间流传，但却映射出彼时高层微妙的气氛：原则与感情交错，私人情义让位于政治大局。
西郊的清晨，鸡鸣伴着露水。彭德怀起得最早，挑粪、浇菜、捣鼓那套老式气泵水井。警卫员看不过，想抢过扁担，他不许：“年轻人锻炼脑子，我练练筋骨，各得其所。”院里种出萝卜、大白菜，高粱秆搭成凉棚，他自嘲“这下真成庄稼汉了”。可是闲不住的性格依旧让他对国内外军情保持关注，书桌上，仍摊着最新的作战地图和苏军条令译本。
1965年10月，一纸调令终结了这段农家生活。有人说那张调令来得突兀，其实不然，政治风向的转折早在三年前就露出尖锐的齿痕。那天深夜，院门再度被敲响，警卫员匆匆进屋，低声禀报。彭德怀合上手中的《史记》，沉吟片刻，只对家人说了四个字：“东西别收。”他知道，这一次，是去是留，已非自己能够选择。
永福堂如今仍立于太液池畔，槐荫深处的窗棂修葺一新，再难觅当年斑斓旧迹。后人站在门外，很难想象六十多年前，一个铁骨铮铮的元帅在此写下过那封“甘愿吃糠咽菜”的信。至于毛泽东“原来他住在中南海”的那声惊叹，也早随西风散入史册，只留给后人一段关于清贫与忠直、友谊与距离的时代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