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14日夜，朝鲜西线金城前沿一片闷热。志愿军新任司令员杨勇倚在弹坑边，轻声嘱咐突击队长：“快进快出，别给敌人回神的机会。”一句话，没有豪言，却透着狠劲。三小时后，“白虎团”团部被拔掉，战线上凸出的那道“趾”瞬间被削平。几天后，美韩联军火力凶猛反扑上千次，却始终迈不过那条低矮的堑壕。金城反击战的胜利，让对手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也让杨勇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国际情报部门的黑名单。
时间拨到1958年10月，志愿军归国列车缓缓停进北京西站，毛主席到怀仁堂接见将士。谈到朝鲜最后一役，他笑着说：“再送一个‘羊’过去，敌人就服了。”台下的杨勇搓着手，鼻尖冒汗，半句插不上。毛主席忽然收起笑容：“打胜仗是好事，可千万别忘了谦虚。”那晚，许多干部记住了杨勇低头记笔记的背影。
1966年，风暴骤起，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因“作风保守”被点名检查。有人拿出所谓“问题材料”，扣帽子、贴标签，一时间议论纷纷。事实上，杨勇自1955年授衔起，手中兵权从未离开华北，他在军区建制、后勤、训练上推行的那一套“稳、准、狠”训令，被部分人视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谁都碍眼。
有意思的是，1968年初，珍宝岛紧张气息正浓，总参一纸调令要杨勇赴黑龙江前线实地勘察。档案袋当天就被扣下，理由竟然是“审查未完”。据陪同的作战局参谋回忆：“杨司令手握望远镜在地图前转来转去，连出七个方案，却连边境都没踏出去。”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第三天，毛主席谈到“干部政策”时突然停顿，扫视全场：“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会场霎时安静。主席接着说：“革命几十年，能打、能干、守纪律，就是犯了错误，也得给他工作的机会。”这一问，挤掉了不少人的冷汗，也给杨勇重新点亮了警报灯。数周后，他以“珍宝岛调查组副组长”身份抵达沈阳军区，肩负边防整训任务。
站在东北边陲，杨勇掐着日历算时间：毛主席今年七十六，自己五十七，再不抓紧，边防现代化就要耽搁。于是，雷达站扩容、坦克冬训、炮兵夜射，一项项工程铺开，看守国门的“钢钉”开始硬挺。隔海观望的苏联媒体立刻放话：这是中国对外展示“强硬姿态”。却很少人知道，杨勇对内连发三份报告，重点都是“别引火上身，先把兵练好”。
1971年，杨勇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有人私下调侃：“这回羊进戈壁滩了，怕是不服水土。”没想到，他到了乌鲁木齐就把军区作训处搬到野外，一待就是半年。塔克拉玛干沙尘暴刮得人睁不开眼，杨勇拍着风沙罩问警卫：“能用雷达锁定弹道吗？”简单一句话，催生了随后那套覆盖南北疆的炮兵校射体系。
1978年夏，边境紧张空气再次弥漫。杨勇作为副总参谋长到广西、云南一线查看地形，他在竹林里放下伸缩尺，掸掸灰说：“山地，打机动；要的不多，够快够准就行。”后来几位师长把这句话抄在战斗笔记里。
遗憾的是，1983年1月6日凌晨，杨勇因肝癌病逝，终年六十九岁。噩耗传出，多地驻军自发降半旗三天。士兵们提起这位老司令，总爱复述金城夜战前那句话：“快进快出，别给敌人回神的机会。”短短十五个字，道尽杨勇行军打仗的真性情，也让许多人明白毛主席当年那声“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并非偶然。
从秋收起义里仁学校的操坪，到抗美援朝金城前沿，再到珍宝岛、天山南北，这位一生与枪炮为伍的湖南汉子，很少发表长篇大论，却用一次次决断告诉部下：仗要这样打，人要这么带，国家的安全不能等。毛主席当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发问，在今天仍像落锤般清晰——有功之人，不该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