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春，沈阳的雪还没化，三反运动的宣传车已经挤满大街小巷。喇叭里一句接一句“打虎”口号，把机关干部的心吊得老高。此时在某军工部门当会计的毛万才，正伏在算盘前核对账本。没人知道，眼前这个穿旧呢子军装的普通职工，就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
东北率先“打虎”，财会人员被重点盯防。一天傍晚，查账小组突然推门而入，翻到了他记账本旁的一张汇款单。联想到前不久他刚买过皮大衣和套鞋，有人低声嘀咕：“八成有问题。”议论迅速发酵。两天后，他被要求停职接受审查。
带去的并非牢房，而是一间冷板凳会议室。“你到底交不交代？”审查员敲桌。短短七个字，几乎把气氛冻结。毛泽青平静说：“先让我把话说明白。”对方不耐：“少兜圈子！”——这一小段对话持续不到半分钟，却决定了他是否会被扣上“老虎”帽子。
追溯十多年前，1937年盛夏，他从韶山一路辗转到延安，随毛泽民赴新疆整顿财政，再回陕北。身份一直保密。他不愿靠亲戚光环吃饭，甚至在延安也只报“毛万才”。解放后调西安，又调沈阳，仍旧如此。以至于1950年毛泽连到北京向“主席三哥”打听弟弟下落时，毛泽东只能摇头：“泽青，人还在，就是没信。”
低调固然安全，却在“三反”风暴里成了麻烦。审查人员搜出他的工资册：每月不过八千旧币。可皮大衣、手表、毛毯都是真金白银。资金来源无法解释，一切指向贪污。毛泽青自知再拖无益，便从贴身口袋掏出一封已经折得发黄的信。那是1951年秋，中南海寄出的挂号信，信封上写着三个字：泽青弟。落款毛泽东。附带的300元人民币，正是他最近花销的依据。
“我本不想说。”他递上信，“钱来自我三哥的稿费。”审查员一愣，以为听错：“三哥是谁？”“毛泽东。”寂静里连石英钟走动声都变得刺耳，交叉比对后，确认字迹、邮戳无误，误会才解开。会场外的雪在阳光下融出窄窄水痕，紧绷多日的气氛也随之松动。
消息传开，单位炸了锅。此前那些押韵的揶揄——“脚穿套鞋挎手表，狐皮大衣一身毛”——立刻换成钦佩：“从未炫耀，是条硬汉。”“换成别人，早把‘主席堂弟’四个字挂嘴边了。”更多人感到意外：与领袖血缘如此之近，却默默无闻写算盘格子。
毛泽青的沉默不是伪装。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亲属“亲者严”，严到什么程度？家人写信，也需经组织同意；来京探亲，食宿费用自理。他接受了这种家教，也乐于如此行事。买那几样冬装并非攀比，而是妻子庞氏第一次北上，湖南人怕冷，他想让她过个暖冬。
关于庞氏，还得倒回1950年。那年他第一次获准探家，已别韶山十四载。土砖老屋前，瘦弱的小媳妇牵着年届六旬的婆婆，守着锈掉的犁铧。乡亲原以为他“革命去了，当官去了”，可他只说自己是会计。诚恳得几乎让人尴尬。随后，他带妻返西安，靠每月工资供养全家。困难确实不小，所以毛泽东在听说情况后，把稿费寄来，叮嘱：“不可向组织伸手。”
如今这封信成了他最有力的“无罪证据”。可在他说来，信件不过一段亲情，绝非护身符。事后他仍照常上下班，公家给他调配了节约型宿舍，他照样从简。唯一的改变，是同事再没拿奢华作谈资——他们明白那根本谈不上奢华。
同年秋，三反运动第一阶段收尾，东北通报“共揪出大、中、小虎若干”，统计表最后一栏备注：“某案已澄清，系误会。”隐去姓名，却给参会者留下深刻印象——误会的那位，是毛主席的堂弟。很快，人们又忙起手头新任务，没人再去追问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多年以后，毛泽青调返湖南，仍旧从事后勤财务。堂兄在首都指挥千军万马，他在湘潭乡间清点钢钉木料。偶有退伍老兵来访，才惊讶地发现主人墙上挂的合影里，两人身高已然一目了然——毛泽东挺胸昂首，却还是比堂弟低了半个头。
这样的身高差让照片颇为生动，也映出兄弟俩性格迥异。一个叱咤风云，一个甘当无名。不必多言，历史自会记录各自的轨迹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