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4日，北京夜色闷热。中南海西楼灯光忽明忽暗，放映机的轰鸣声在走廊里回荡。对于住在甲级区域的干部和家属而言，这台“每周必到”的电影，几乎成了缓解高强度政务的唯一方式。买票、排队、验票，一套流程雷打不动，票价还是老规矩：一场两角，两场三角。没有人能例外，连毛泽东若来，都得交钱。
西楼之所以热闹，与它放映的“内部电影”有直接关系。这类拷贝稀缺、带着编号的胶片，市面上见不到。来源大致分四路：电影局送审拷贝、中影公司购得的外片、中国电影资料馆交换的纪录片，以及建国前上海、香港遗存的老片。对不少机关干部来说，每次入场都有拆盲盒的惊喜感，不知道下一卷胶片里会出现怎样的世界。
放映组的日子并不好过。影片总量有限，一到月底就为“排片表”发愁。新片赶不上，就得从资料馆翻旧片，或者请外交部翻译在场做口译。观众却兴致高昂，外交口音再重也愿意听。“什么都想开开眼”，这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常挂在嘴边的话。两人几乎每场必到，经常边看边压低声音讨论情节，从国际局势聊到农业生产。
争议往往伴随热度而来。1963年春，一部名叫《早春二月》的新片击中不少干部的审美——细腻、文艺、演员阵容豪华，座无虚席。然而不到两周，就有人贴出小字报，指责影片“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放映被迫停下。为了厘清是非，周恩来亲自抽空看完了全片，同导演促膝长谈，这才算给创作团队吃下一颗定心丸。
真正让西楼放映室气氛“降到零度”的，是那部30年代上海旧片。胶片盒上的纸条写着“蓝苹主演”，放映员还没反应过来。影片开头，字幕打出“蓝苹饰××”，懂行的人瞬间意识到，这就是后来改名为江青的那位。银幕里，她扮演一个追求名利的交际花，举手投足尽显浮华。黑暗中，不少人窘得咳嗽连连，却不好提前退场。
电影放完，灯光亮起，众人面面相觑。王光美低声对身边的服务科同志抱怨：“事先真不知道片子内容。”话音偏大，大厅瞬间安静。场面半僵，邓小平拍了拍手臂上的灰尘，打圆场：“都散了吧，回去休息！以后不要放这个片子了。”一句轻描淡写，既给放映组台阶，也让众人松口气。事件就此封存，没有再起波澜。
其实，中南海里看电影的传统可追溯到延安。延安时期的露天投影仪，伴着知青们用汽灯照亮的夜晚，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到1950年代，中南海内部形成了两种固定文娱：春藕斋、紫光阁的舞会与西楼的电影。舞会每周三、周六举行，朱德守着七点半准时起舞，毛泽东则夜里十点才出现；电影则更自由，谁都能来，只要手里握着那张小票。
放映室偶尔承担更机密的任务。例如1964年12月，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被运至西楼，几名解放军武装干部全程护送。影片开始后，工作人员必须退场，只留下中央高层。类似的“工作片”还记录了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过程，也只有极少数人见过。透过这些影像，领导人能够直观掌握国内外形势，再去做决策。
要说最懂电影收藏的，还是毛泽东。他的住处丰泽园与含和堂仅隔一墙，后者被改成小型放映室。毛泽东会自掏腰包拷贝《罗密欧与朱丽叶》《基督山复仇记》等经典，节假日干脆邀请工作人员、孩子一起围着看。到了70年代，他对香港动作片也有兴趣，据说连李小龙的《猛龙过江》都看得津津有味。
周恩来看电影，则更像在做功课。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纪录片刚完成译制，他立即组织科教口负责人集体观看，并在讨论会上点出“科技实力决定谈判地位”的现实意义。1962年，他还陪同邓颖超赴长春电影制片厂视察，希望在译制片减少的背景下，国产片能扛起大旗。
领导人对电影事业的关怀不仅停留在“看”的层面。1958年，毛泽东到长春制片厂考察，对布景里的假树皮颇感兴趣，笑言：“拍电影嘛，允许弄虚作假。”一句玩笑，却透露对艺术创作的包容。此后十几年，多部现实题材力作正是在政策扶持下诞生，成为今天影史的里程碑。
回到西楼放映室，胶片时代的光影早已结束，机房里旧放映机的金属声也已成往事。但那一张张两角钱的电影票，仍折射出新中国早期政治生活的独特侧面：没有特权、制度先行，哪怕是一晚上的娱乐，也强调规则。邓小平那句“以后不要放”，既止住了可能的尴尬，也沿袭了这份规矩。倘若没有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历史的纹路会少几分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