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底，京西香山迎来一次并不张扬的夜谈，一份写着“南京军区筹建”字样的纸张被递到毛主席手中。就在那张纸上，司令员栏位空着。灯光下的毛主席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得用硬人。”自此，第二年春天即将出现的任命，便埋下伏笔。
南京军区是在华东军区基础上拆分而来。拆分不是简单的地理划线，更是一场军队体系的再造。济南军区只管山东一省，南京军区却囊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河南南部外加上海，兵力和战备任务远超常规军区。谁来坐镇，不仅决定这支大军的走向，也直接影响东南沿海的安全格局。因此，候选名单格外惹眼：叶飞、宋时轮、陈士榘、王建安——清一色三野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
纸面实力摆在那儿。叶飞在挺进福建期间连破数座重镇；宋时轮北上南下，一度被称为“机动第一兵团长”；陈士榘统筹后勤、要塞攻坚极为老练；王建安冲锋在前，是公认的“虎将中的虎将”。可最终名单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会场一片哗然，“大老粗”三个字在角落里悄悄流传。
许世友确实粗。早年少林习武闯荡江湖，一口河南方言加山东腔，开会时常脱口而出“听我一句”。可这位“粗人”身上，还有三道别人很难企及的火线履历。其一是血性。1927年大别山起义，许世友拼到弹尽，仍抱着驳壳枪硬顶白刃；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他带队殿后，走到金沙江岸边，鞋底全磨透。其二是快速攻坚的记录。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的济南战役，粟裕在电报中估计“最多半月”，许世友却八天破城，俘虏守军八万余。其三则是与毛主席建立的“特别信任通道”。1937年批张时，许世友一度被误解，毛主席力保他：“此人有大用。”一句话救了将来也救了南京军区。
有意思的是，南京军区任命前夕，粟裕已被调往总参。毛主席专门请粟裕列一个双人名单，司令员和政委配对，粟裕交上去的第一稿正是“许世友＋张爱萍”。这对组合很罕见：一个好打硬拼，一个擅长谋划，两人性格反差极大。毛主席读完只点头，说：“就这样，南方要稳。”
那四位“被略过”的将领，各有羁绊。王建安伤病缠身，肺病最重时一口痰带血；叶飞刚刚出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沿海随时可能擦枪走火，脱不开身；陈士榘正主抓工程兵，三线建设刚起步，调离不现实；宋时轮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歼敌有功，但非战斗减员数目过大，让他本人压力不小。比较下来，腿部旧伤仍在的许世友反而最“空”，且对华野部队的情感和震慑力没人能替代。
1955年3月14日，军委文件下达：许世友正式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当天上午九点，首长们在中南海勤政殿简短碰头。许世友走进会场，看着坐在前排的叶飞，憨厚地咧嘴一笑：“老叶，东南门户算我看着。”叶飞回了一句：“拿下厦门时你可得帮忙。”这是全程唯一的玩笑，随后众人起立敬礼，会议不到二十分钟结束，却标定了东南兵力布局的基线。
此后十八年，南京军区换了六任政委，司令员却始终是许世友。外界常调侃他“坐得死”，其实更准确说法是“坐得住”。1962年沿海演习，他坚持夜渡实弹，在闽南外海组织抢滩，炮火照亮半边天；1969年对台作战预案，许世友连续熬夜，把攻坚路径压缩到“两昼夜”。1971年 “任何人不得离开岗位”命令生效不久，他带一个警卫连钻进大别山，理由只有一句：“看望老区父老。”中央接到报告，毛主席只是摆手：“他有分寸。”十五小时后，许世友抵上海，主席在机场等他。两人一见面，毛主席大笑：“你这条汉子每次都要叫我担心。”许世友立正回答：“主席放心。”
时间走到1973年，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有人猜测南京军区将领舍不得，实际上许世友自己也坦言：“换个地方再磨磨刀。”他离开后，南京军区指挥班子顺畅，足见根基扎得深。1979年，对越作战前夕，邓公拍板：“南方战区暂时归老许统一协调。”一句话让许世友跨区复出，足证其号召力。
回头看，1955年的那纸任命并非临时灵感，而是毛主席、粟裕等人综合战功、性格、地缘与时局的长远布局。许世友“粗”得有棱角，却也“细”得见心机。南京军区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既敢拍案又能服众的悍将。正因如此，华东大门在冷战高压下依旧稳如磐石，而许世友的名字也与南京军区紧紧绑在一起，成为那段特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