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一场代号为“霹雳”的空军实弹演练在浙东外海悄然展开。冷风穿过机翼，轰鸣震彻岛礁。指挥席上，一位拄着手杖却目光如炬的中年军官紧盯雷达屏，他就是当时的20轰炸师师长马宁。没人想到，十八年后，他会被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最高指挥位置，而这段演练的从容与果敢，正是决定性注脚之一。
时间推回到1922年。河南沁阳的马家小院，家境虽称不上富裕，却也供得起儿子上学。少年马宁写作文时关注街头乞丐，立志“要让穷人不再受冻”，当时的老师是地下党员，当场拍案叫好。兄长马瑞昇更是他迈向革命的引路人。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打断了学业，马宁随兄长赴晋城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学校，从此走上抗日战场。
八路军129师扩编的年代，山西的山坡、太行的沟壑，处处留着马宁的足迹。1940年“百团大战”后，敌寇疯狂“扫荡”，马宁带着百十号民兵夜里撒米砂、掀铁轨，逼得日军补给线断断续续。1945年上党战役，他临危受命指挥缺编的50团。仅凭残旧重机枪两挺、三发子弹的配额，硬是在山沟口层层设伏，俘敌两千余，捡回大批轻重机枪，为全团武器升级涂上一抹“意外之喜”。
内战爆发，他又在大别山负伤两次。腹部枪创还没痊愈，左腿又被子弹啃去四厘米长度，行走都需拐杖。可病榻上，他读到苏联英雄高尔什托夫的故事——那位双腿被截仍重返蓝天的飞行员。书合上，念头发芽：假肢都能飞，自己这点残缺算什么？
1949年初，空军准备组建，部队到陆军挑选飞行员。马宁举手自荐，却被川东军区的领导一口回绝。“你是能打仗的团职干部，让你去飞行太可惜。”十多天里，他堵在王近山办公室门口死磨硬泡。对方终于沉不住气，撂下一句：“去就去吧，别天天晃我眼。”这一句，打开了马宁的天空之门。
体检又出难题。嗅觉检测五瓶香精，他只闻出三瓶。医生摇头，他却不服。吴法宪见他心诚，递来三百斤小米工资：“先把鼻炎治好再说。”治了二十多天，复检通过。哈尔滨航校迎来这位拄拐的新生。苏联教官手舞足蹈比划空战要领，翻译磕磕绊绊，学员只能自己揣摩。首批单飞，马宁第一个起飞，稳稳落地，教官冲上前，拍肩连声“哈拉哨”。自此，他成了空军系统眼中的“硬骨飞将”。
1950年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局势紧张，一江山岛如钉子一般扎在浙东外海。要拔钉子，必须天上地下合击。马宁当时已是空军20轰炸师师长，他坚持亲自侦察，顶着密集高射炮火三次俯冲测绘阵地。有人劝他别冒险，他摆手笑道：“地形看不准，投弹落点就差十米，咋行？”随后的数次模拟轰炸练习，把命中率硬生生压到极限。1955年1月18日清晨，马宁指挥三十余架轰炸机撕开云幕，水面敌舰瞬间燃起火光，随后陆海军抢滩，攻克了国民党在浙江沿海的最后前哨。
此役奠定了马宁在空军体系的声望。1964年，他晋升少将，1970年调往兰州军区空军任副司令，面向大西北的戈壁试验靶场，把多年海空联合作战经验移植到高原防空体系。一次演习结束，同僚感慨地说：“这人腿伤不轻，可一到桌前摊开地图，眼里就冒光。”
1973年初春，北京中南海。中央军委在为空军、海军司令员人选犯愁。年轻的“十大元帅”李德生已在空军主抓工作一年多，毛泽东颇欣赏他的雷厉风行，原本想让他顺势接任。可李德生直言：“我不懂飞行，怕抓不住要害。”这番实话直捣痛点。毛泽东沉吟良久，提出那句后来口口相传的硬杠杠——“空军司令员能上天，海军司令员能下海”。
于是，代号“红梅”的遴选名单里不断增删。李德生忽然想起两年前在兰州军区见过的那位拄杖仍冲锋、对飞行理论娓娓道来的少将——马宁。他对毛泽东说：“我有个人选，他不仅能飞，还敢飞。”领袖未置可否，只淡淡一句：“请他来京谈谈。”
二月中旬，兰州城的寒风还带着沙粒。马宁快结束一天的值班，忽接电话，说次日有专机接赴北京。问及来由，值勤参谋只回一声：“通知到了就行。”他忙向司令员皮定钧请示，后者让他“别多想，按时起飞”。
抵京后，马宁先被安排听取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其间，李德生把他叫到一旁，轻声道：“若让你挑大梁，怎么干？”马宁仍觉天方夜谭，连说自己只熟悉作战和训练，指挥全军恐难胜任。李德生没有解释，只笑而不语。
三月的北京大会堂，周恩来审视与会者，忽然念出“马宁”二字。他问：“现在身体情况怎样？还能飞吗？”马宁起身答道：“除了一条腿短点，飞行没问题。”台下将星闪烁，却无人发声。几个同僚把头凑过来悄声说：“八成是你了。”马宁只苦笑。
议程结束后，决定正式公布：马宁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消息传到兰州，皮定钧电话里调侃：“你这回可把家底儿都搬走了。”而身边的战友则立刻想到那条左腿——那不是软肋，而是勋章。
马宁上任伊始，第一件事是飞行。他挑了一架老战机，亲自驾机拉起急转，压到极限，落地还在 cockpit 里打开舱盖，用略带豫西口音的普通话说：“腰杆挺直，咱空军可不能是‘地面部队’。”飞行员们轰然叫好，气氛顷刻凝聚。自此，“司令会飞”成为空军战斗力建设的强心针。
不久，新一轮空防体系改造启动。马宁主张高原基地配属高空截击机、低空巡逻机“双保险”；西北雷达网也在他督促下补齐盲区。与此同时，他把当年在海空协同作战中总结的“立体突击、火力延伸”写进战术条令。1974年，南海局势趋于紧张，空军迅速机动，首度在西沙外海实施远程预警巡逻，正是得益于他推动的空包弹射试验与长航时战术科目的预置。
坊间常把马宁与刘亚楼、吴法宪并列，称之为“空军三代掌门”。若细究来路，可见一条清晰脉络：刘亚楼立纲，吴法宪固本，马宁则补上“能飞”这一课。有人统计，他在担任司令员期间，每年至少完成二十小时自驾飞行，哪怕腿疾渐重，也坚持亲自检验新机、亲自飞越高原，无数年轻飞行员把这视为“将星不坠”的生动教材。
1973年那场人事选择，体现了新中国军队对“技术建军”的再度强调。要求“能上天”的一句平实话，把抽象标准落到操作层面；而李德生果断推荐，更说明专业素养在部队指挥链中的分量。若非马宁当年死磕航校，或许就无缘这场历史机遇，空军的发展也将呈现另一番面貌。
1980年代初，马宁因病转入顾问岗位。回望旧事，他曾淡然一句：“当年要不到那张飞行资格证，后面很多事都不会发生。”字里行间，没有豪言，唯有对职业的执念。对于后来者而言，这位第三任空军司令员的身影，与湛蓝天空一样，始终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