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第一夫人”的名号最为人称道,也是最瞩目的存在。
但是在我国历史中,有这么一位女性,她曾是“第一夫人”,但却十分低调和朴素,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她的存在。
她就是华国锋的夫人韩芝俊,一位95岁仍健在,却鲜为人知的主席夫人。
从革命烽火到革命伴侣
韩芝俊,1931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当时五台县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的抗日标语、乡亲们支援前线的身影,在她年少心中埋下了“为国尽责”的种子。
她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韩七海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母亲田常凤也是妇女会干部。
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中,韩芝俊从小就耳濡目染革命思想,9岁便加入抗日儿童团,负责为游击队传递情报和放哨,小小年纪就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小英雄。
1945年日本投降后,14岁的韩芝俊被父亲送到晋中一中(盂县南关)学习。
在学校里,她表现突出,学业成绩优异,同年12月加入到我党,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在学校期间,韩芝俊不仅学习成绩好,还多才多艺,尤其喜爱文艺,常演男角。
她凭借甜美的嗓音和出色的表演,成为了学校文艺团体的骨干,配合学校的宣传工作,参与了多场话剧的演出。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华国锋同志随晋中一地委机关迁至盂县,下榻于北关村傅兰芳家。
当时,韩芝俊已在晋中一中学习三年,她所在的剧团被地委请到盂县为人民群众表演。
正因如此,华国锋同志第一次与韩芝俊邂逅了,当时韩芝俊演出了《王贵和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给华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经盂县县委书记田泽仁(韩芝俊的三舅)介绍,华国锋认识了韩芝俊。
田泽仁看两人情投意合,便主动牵线搭桥。
1948年11月下旬,28岁的华国锋和17岁的韩芝俊在地委书记赵鹏飞下榻的闫中昌家举行了结婚典礼。
婚礼仪式简单而热闹,在地委机关全体同志和各房东以及邻近乡亲们的见证下,田泽仁为证婚人并主持仪式。
新郎新娘首先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向房东和乡亲们行礼,接着在众人的逗笑声和催促下,简略地介绍了他们认识和相爱的过程。
婚后不久,华国锋同志便因工作调动离开了盂县,韩芝俊决定跟随丈夫南下。
1949年3月20日前后,根据国家高层的指示,他们离开盂县,在石家庄集结,进行整训和学习了一个半月。
五一节前后,他们同晋中南下区党委全体人员离开石家庄踏上南下的征途。
1949年8月,华国锋同志随大军南下到达湖南湘阴县,任湘阴县委书记、地委委员,韩芝俊也在此期间生活与工作于湖南。
解放初期的湖南正处于重建之中。
低调朴素的“第一夫人”
华同志繁忙于各项工作,经常早出晚归,脚上穿着草鞋,雨天打着雨伞,夜里提着马灯,走遍了全县的大堤小围,和农民们一起挑水种地,打成一片。
韩芝俊则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管理家务。
她心疼日渐消瘦的丈夫,想方设法给他做一些家乡的面食,如刀削面、揪面片儿、饸饹面等,让华国锋每次回到家,都能吃上一碗家乡的面食。
在湖南的20余年里,他们育有两男两女,韩芝俊在操持家务的同时,也没有耽误工作,始终与华国锋相濡以沫,共同为湖南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1971年初,华同志调入国家高层工作,韩芝俊随丈夫来到北京。
1975年,她出任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政治部主任。尽管身份发生了变化,但韩芝俊依然保持着朴素低调的作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轻工产品正艰难打开国际市场,她负责的出口资料整理、供需对接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为了让陶瓷、刺绣等特色轻工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她抱着厚厚的外文资料逐字逐句翻译,把产品材质、工艺细节一一标注清楚。
对接外商时,她不卑不亢,既详细介绍中国产品的特色,也认真倾听对方的需求,好几次为了敲定供货细节,在堆满样品的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
同事们回忆,她从不因身份特殊搞例外,甚至比年轻人更拼,那些被她用红笔圈改的出口合同,字里行间都是“把事做好”的较真。
再往后,即便华同志逐渐步入了中Y领导岗位,成为国家的高层领导,韩芝俊依旧保持着平实低调的生活。
按惯例,夫人应搬入府右街,配专车、配警卫、配厨师。
可韩芝俊却把专车原封不动地退回去,推着那辆1971年J京时买的“二八”式自行车,每天7点20分准时出门。
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从不坐专车,同事们亲切地称她“韩大姐”,完全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有一次,车胎在半道放了炮,她索性扛起自行车,穿着布鞋走了两站地。
路边修车的老大爷瞅见,咧嘴招呼:“韩姨,又来啦?”她笑着递过去五分钱:“顺带给上点气,别打太足,容易爆胎。”
除了低调,韩芝俊还十分节俭。
有一次,华同志办公到深夜,工作人员要给他留两排廊灯。韩芝俊却悄悄关掉一排,只留左边那盏昏黄的壁灯。
她说:“国家缺电,老百姓家的15瓦灯泡都舍不得点,我们点一排,心里过不去。”
1980年冬,侄女苏凤仙J京探亲。一进屋,屋里黑黢黢,她伸手摸开关,被华国锋拦住:“别开,你婶子说,天黑得早了,开灯就看不见窗外的枣树。”
那一刻,侄女才明白:这对夫妻把中N海住成了吕梁山上的土窑洞了。
1981年,华同志辞去国家高层职务,两人搬出中N海,住进北京西皇城根一座明代礼王府的旧院。
院内荒草没膝,韩芝俊抡起锄头,先刨出三垄地:一垄种黄瓜,一垄种番茄,剩下半垄留给山西老家带来的老玉米种子。
清晨5点,她踩着露水摘菜;6点,把沾着泥土的黄瓜码进小竹篮,蹬着自行车去早市。
菜贩子跟她砍价:“老姐姐,给三毛五吧。”她抿嘴乐:“三毛三,再送两根葱。”成交后,她把钱攥在手绢里,别在内衣口袋,蹬车回家。
那辆老自行车越骑越旧,链条换了七次,车座磨得发亮。韩芝俊却笑:“它认路,我也认它,骑上去,就知道自己还是韩芝俊,不是谁的家属。”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在北京病逝。
弥留之际,他攥着韩芝俊的手说:“想回卦山,那儿树多,清净。”韩芝俊点点头,眼泪砸在他手背上,却硬是没哭出声。
丧礼结束,她独自推着那辆老自行车,去了八宝山骨灰临时安放室。她把车靠在门口,像往常上班那样,轻轻说了句:“老华,我下班来接你。”
三年后,华国锋的骨灰迁回山西交城卦山。韩芝俊没坐专车,自己买硬座票,把骨灰盒放在膝盖上,一路颠簸8小时。
她说:“他年轻时背着我跑山路,如今我抱着他回家,扯平了。”
如今,韩芝俊95岁了,独自住在北京一处普通单元房。
客厅里最好的东西是一台32寸液晶电视,那是儿女怕她闷,2014年偷偷买的。
她嘟囔着“太贵”,却每天7点准时打开《新闻联播》,音量调到8,听完天气预报就关机。
她仍坚持自己洗衣服,冬天水凉,就用搪瓷盆接热水,先把内衣泡上,再蹲在地上慢慢搓。
邻居老太太劝:“请个保姆吧。”她摇头:“能动就动,动不了再说。老华临走前交代——‘别给组织添麻烦’。”
韩芝俊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凡。
她用行动证明,“名人配偶”从来不是她的全部标签,更不是她的人生枷锁。
女性的价值,在于对责任的担当,在于对生活的坚守,在于不依附、不张扬的独立人格。她以低调朴素的姿态,诠释了何为“巾帼本色”,这份精神,值得被时光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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