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上的礼炮声刚刚散去，北平外交信使便匆匆赶到中南海，递上一摞盖着各国公章的文件。薄薄几页纸，每一行数字都沉重得像铅——列强要求新政府接手清朝与民国留下的赔款，总额折算七亿多两白银。
文件并非突然出现。要弄清缘由，视线必须回到一个世纪之前。1842年《南京条约》开了口子，随后《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接踵而来，关税、领事裁判权、赔款，条条都是枷锁。清廷为了筹银子，不断加税、借债，外债一共两百多笔，利滚利，成了无底洞。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向日本赔付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为筹款又向英法德等国举债，成本几乎翻倍。1901年的庚子赔款更狠——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近10亿。直到1912年清室退场，欠条仍堆满金库角落。
北洋政府上台，外交顾问大多是列强“老朋友”。怕丢面子，也怕被封锁关税，他们认下所有旧账，甚至同意用海关岁入做抵押。蒋介石执政后，也延续同一路数。1931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用于还债的岁入占中央财政四成，连军费都要靠外国贷款周转。对日本，他们则能拖就拖，毕竟战火已起，账目左右都算不清。
然而，不管北洋还是国民党，再怎么还，也只是杯水车薪。到1945年，列强逐渐“退款”一部分庚子赔款——美国说要支持教育，英法图拉中国出兵一战。算来算去，等到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未结余额仍在七亿两白银上下。西方银行家认为，新政权终究要认账，甚至有人预估：按照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需要用十年才能填平窟窿。
1949年10月，新政府财政人员把这摞欠条呈交中央。当夜的会议气氛并不轻松。有人担心，一旦拒付，外交承认会受阻；也有人提醒，赔款若照付，新中国建设将寸步难行。灯光下，周恩来翻动文件，抬头说道：“条约？不平等的，我们不认！”话音不高，却压住满室杂音。
毛主席随后发言，态度干脆：不给一文。理由只有一句——人民共和国不继承帝国主义强加的任何枷锁。会议形成决议，第二天即通过外交途径告知各国。对方代表先是惊愕，再是恼怒，最后只能在电报里写下“保留意见”。
决定不付钱，只是第一步。11月，政务院通过条例，宣布废除一切旧式领事裁判权，外籍人员在华一律遵守中国法律。12月，公安部接管东交民巷兵营。面对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英美卫兵象征性抗议后选择撤离。外电评论说：“北京在几小时内完成列强半个世纪未竟之事。”
有人质疑：拒付会不会损害国家信誉？事实恰恰相反。对于真正的平等贸易和正常贷款，新政府一口价，分文不少。最典型例子就是对苏军火债。1950年朝鲜局势紧张，苏联提供大批装备，折合八十多亿卢布。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降温，苏方催债。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里仍分批还清，时间比协定提前半年。诚实守信与拒绝旧债，并不矛盾，关键在“平等”二字。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访苏时还顺带谈及旅顺口问题。斯大林原想继续保留海军基地。毛主席摆出数据：旅顺地处辽东半岛咽喉，若常驻外军，将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双方拉锯多日，1955年苏联最终撤军归还港口。此事虽与赔款无关，却用行动证明——新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寸土不让。
回头看那七亿两白银。列强索偿未果，最后只能自行注销。美国国内有议员感叹：“清政府欠下的债，连利息都压垮任何新兴国家，中国却一笔勾销。”这句牢骚，恰好映衬了新中国的底气：国家穷，但腰杆直。
几十年后，研究者对这段往事仍津津乐道。有人统计，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七亿两白银相当于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可见当年压力之巨。也有人注意到，拒赔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外交孤立，相反，1950—1953年间，瑞典、丹麦、芬兰等国相继与北京建交，商业机构依旧活跃在上海、广州。
不能忽视的一点：废约、清兵营只是开端，更深层的变化在国民心理。长久的“赔款思维”曾让许多人习惯低头，与人交往先赔不是。1949年后的态度转折，让普通百姓第一次明白：面对不平等，可以说“不”。这种自信，或许比任何黄金白银都来得珍贵。
至此，那摞写满外文的欠条早已尘封档案。纸张会泛黄，数字会作废，但当年毛主席大手一挥留下的决断，却在后来一系列涉外谈判中继续发挥影响力——不平等条约，只能进历史博物馆，再无重见天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