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18日傍晚，庐山仙人洞外的山风格外凉爽。夕阳斜照，一抹淡红打在山壁上，江青端着那台德国禄来相机，屏住呼吸按下快门。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张《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会在半个世纪后掀起拍卖场的喧哗。
江青真正沉迷摄影是在延安。据秘书杨银禄回忆，一架缴获自敌军的旧相机被毛泽东递给她试用，“看看还能动吗？”江青回答：“能照，还挺清晰。”从那天起，她留心光影、勤记参数，后来在北平、上海乃至庐山，无论会议还是游览，总少不了相机陪伴。
时间回拨两年。195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庐山“美庐”。进门时那声“K，蒋委员长，我来了！”让身旁人员暗暗捏了把汗。藤绷子床让他难眠，临时铺上棉絮才算合心意。其后数周，他在二楼小客厅议事、批阅文件，空闲时便到将军河游泳。庐山水凉，可他照例潜入碧波；看护员一齐下水，也压不住那股兴奋劲。
江青此时尚未上山。她到达后，被安排住在一楼宋美龄旧居，却嫌楼板声响吵闹，执意搬去原餐厅，还要深色窗帘遮光。工作人员只得照办。拍摄任务却一刻不停，她扛着相机沿小径、穿松林，午后光线最好，快门声在山谷里回荡。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告诉秘书田家英：“这回要开个心情舒畅的会。”议题原本不含农业，结果畅谈数日仍离不开“亿万农民”四个字。会余，他在人民剧院巧遇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用浓重湘音打招呼：“你也在这里啊？好吗？”故友重逢，两人随后在美庐谈了整整两小时，《社会学大纲》的再版就此拍板。
也是这一次，江青拍下了那张传世坐像。为了层次，她把底片交吴印咸、徐大刚指点，又以“李进”之名手工上色。照片刊印后迅速遍布全国，贴在机关走廊、火车站候车室，影响力之大超出摄影者预料。
1970年，毛泽东七十七岁，再赴庐山。“芦林一号”成了他的临时居所，而“美庐”这回留给江青。8月18日，他一下车就直奔湖畔更衣室，下水游了足足三千米。晚间仍是四菜一汤，大锅饭、大米饭，外加必不可少的一小碟辣椒。厨师陈里全做了一次砂锅胖头鱼头，肥嫩见白的鱼汤惹得毛泽东连说“好吃，再来”。当他得知厨房职工忙碌，专门嘱咐汪东兴送去哈密瓜与香梨，“他们比我更辛苦”。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后，9月9日细雨，庐山隧道两侧挤满送行群众。毛泽东示意收伞，缓步挥手，身影在雾气里渐远。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下庐山。
五年后，江青动念举办个人影展，与上海多位摄影师商量场地布置。消息传至中南海，毛泽东只批了两个字：“不行。”影展就此胎死腹中。若干底片与原稿，随转移封存于档案室，直至新世纪才陆续流向市场。
2013年6月，北京华辰春拍影像专场，前几件作品无人举牌，拍卖师声线甚至有些倦意。当编号26号转盘缓缓升起，黑白上色的毛主席坐像映入众人眼帘，原场氛围骤变。起拍三万元，十秒后已破十万；当报至二十万，一位藏家仍果断加价。紧张呼号持续了五分钟，最终在三十四万元落槌。拍卖师敲槌的那一刻，场下掌声不短，更多是感叹。
华辰董事长事后坦言，预期价位原想停在十万，“结果超出三倍多，倒也说明市场对历史影像的价值认知比过去更成熟。”的确，单从成像质量看，照片框架并不复杂；然而影像背后嵌着的政治记忆、时代情绪，却无法用银盐颗粒衡量。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期江青在仙人洞拍下的晚霞照，因附有毛泽东手书诗句，也频现拍场。但市场反馈始终未及这张坐像——一方面是题材，另一方面是拍摄对象的独特性。在大众想象里，毛泽东的形象多由新华社专业摄影师定格，来自江青的私人视角反显难得。
人们常说影像留住瞬间，却易忽视它也记录了拍摄者的心境。当江青在取景器里调整光圈，对焦那把熟悉的藤椅时，或许并未想过未来的价格与掌声；她关心的是色温、构图，还有毛泽东面对镜头那一抹淡淡的微笑。
跨越半个世纪，从庐山山风到拍卖槌声，同一张相片走过了革命年代、建设岁月、改革骤变。它的34万元并非天价，却足以提醒后来人：一些凝固在胶片里的瞬间，并未随时间消散，而是以新的方式进入公共记忆。在光与影的夹缝中，历史本身发出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