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前，梁建章的履历是“天才少年”和“商界传奇”。13岁在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获奖；15岁进入复旦“少年班”；20岁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28岁创办携程旅行网，4年后上市……
如果继续沿着“天才的路径”一直往前走，他大概会是下一个张朝阳。但人生路由分叉，2007年之后，事业如日中天的梁建章却突然选择了辞去职位，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当时他师从有“管理经济学之父”之称的爱德华·拉泽尔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
至此，他成了中国公共舆论场里最积极的“劝人生娃”者。从2012年开始，梁建章便开始四处演讲呼吁“中国人要多生孩子”的理念。甚至提出诸如降低生育成本，掏5亿港元设立生育基金会，在携程内部推行慷慨的育儿补贴，把“孩子是最好的新基建”挂在嘴边，活脱脱一个商界少有的“理想主义者”。
但如果你不看这位市值千亿公司的老板，把目光从他的公共人设移到他掌舵的携程，就会看到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一家被指靠垄断地位收割商家、用大数据杀熟压榨消费者的公司。
2026开年的反垄断立案调查，不过是这幅分裂图景的集中曝光。当劝生的“精神老板”与收割用户的“分裂公司”事实上是一体同生时，我们很难不产生疑问，梁建章的理想主义是真的信仰，还是精心包装的人设？携程的商业逻辑与他的公共主张背道而驰，是企业运营的失控，还是他默许的必然？这场贯穿个人与企业的分裂，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对公共责任的碾压，还是理想与现实的无奈妥协？
一边劝生减负，一边收割加码
梁建章的核心主张从来都很清晰，低生育率是国之大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家庭减负、为生育松绑。但携程的商业行为，却在实实在在地给民生加码，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的劝生言论显得格外苍白。
梁建章说“减轻家庭负担才能提振生育意愿”，可携程正在用高抽成挤压商家利润，最终这些成本还是会变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云南民宿老板的控诉颇具代表性，他们要面对携程高达30%-40%的综合抽成，赚的血汗钱大半流入平台口袋；更无奈的是平台的“技术霸权”，强制开启的“调价助手”不经允许就篡改房价，敢在其他平台上架房源就被屏蔽流量，订单量瞬间锐减90%。
中泰证券的数据显示，携程对住宿商家的普遍佣金率达8%-10%，头部商家更是高达12%-15%，在酒店行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背景下，这种抽成几乎是在断商家的生路。
当商家被挤压得只能缩减用工、降低薪酬，当家庭出行的酒店费用因为平台抽成居高不下，梁建章口中的“减负”，在携程的商业逻辑面前成了一句空话。
更讽刺的是，梁建章呼吁“让家庭有更多精力养育孩子”，携程却在用大数据杀熟消耗普通家庭的信任与钱包。
社交平台上，#携程杀熟#话题常年热度不减，有用户5分钟内查询同一间酒店，价格从737元飙到943元；不同账号查同款房型价差超百元；甚至刷新两次页面，房价就涨了122元。
这种滥用数据优势的收割，精准命中了有出行需求的家庭群体——本想趁着假期带孩子出游，却被平台当成“待宰的羔羊”。
更过分的是，勾选保险才能买机票、五星酒店虚假标注等套路层出不穷，2025年上半年相关投诉就逼近5万件。
梁建章设立生育基金会给家庭发补贴，金额不过数万元；可携程一次大数据杀熟、一笔不合理抽成，就能让一个普通家庭的出行成本增加数百元，这种“一边给糖一边抢钱”的操作，把分裂二字刻在了骨子里。
最值得玩味的是梁建章在公司危机中的“选择性沉默”。
2026年1月，携程刚经历全员离职短信乌龙，紧接着就被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按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测算，顶格罚款可能高达47亿元。
但就在立案前三天，梁建章还在和专家对谈“AI+教育”，大谈创新与生育的关联，对携程的垄断争议、商家维权等核心危机只字未提。
他可以为了人口议题四处奔走，却在自己公司伤害民生利益时保持沉默；他可以为员工生育福利慷慨解囊，却对千万商家和亿万消费者的被收割视而不见。
这种沉默不是疏忽，而是对分裂状态的默认——公共人设要立住“劝生圣人”的形象，企业运营要保住“垄断暴利”的基本盘，两者不可兼得时，只能选择性回避。
分裂的根源是商业利益对公共责任的碾压
携程与梁建章的分裂，从来不是简单的“人设与行为脱节”，而是背后深刻的利益博弈——当企业的盈利逻辑建立在“收割式垄断”之上，当公共人设能为企业带来隐性价值，这种分裂就成了必然选择。
携程的垄断暴利，是分裂存在的物质基础。2025年三季度，携程单季净赚199亿元，净利率高达32%，甚至超过了贵州茅台。
这份亮眼财报的背后，不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量价值，而是对OTA行业上下游的深度收割。
靠着56%的市场份额、高星级酒店近80%的统治力，携程构建起了“流量霸权”：商家离不开它的流量，只能被迫接受高额抽成和“二选一”条款；消费者依赖它的便捷，只能忍受大数据杀熟和套路营销。
这种“躺着赚钱”的垄断模式，让携程失去了优化服务、创新模式的动力，也让梁建章的劝生主张失去了立足的根基——毕竟，维持垄断暴利，远比践行公共责任更能带来短期收益。
梁建章的公共人设，本质上是企业的“遮羞布”与“加分项”。在互联网平台普遍面临监管压力、公众信任度下滑的背景下，“人口专家”“劝生圣人”的形象，能极大地美化携程的企业形象，弱化其垄断收割的负面标签。
当外界质疑携程“压榨商家”时，梁建章的生育公益能转移焦点；当消费者吐槽“大数据杀熟”时，携程的员工育儿补贴能营造“温情企业”的假象。这种人设与企业行为的错位，成了携程应对舆论危机的“缓冲垫”。
有公关行业人士直言，梁建章的公共活动看似与企业无关，实则都是精准的品牌公关——用个人的理想主义，掩盖企业的功利主义。
资本市场的态度，更暴露了这种分裂的本质。尽管携程被立案调查后市值蒸发280亿港元，但海通国际等投行仍维持“跑赢大市”的评级，核心逻辑是“短期罚款不影响长期盈利”。
在资本眼中，梁建章的劝生人设是“加分项”，但真正决定估值的，还是携程的垄断地位和盈利能力。有投资人私下表示：“只要携程能维持市场份额，继续赚钱，创始人的人设是否分裂并不重要。”
这种冰冷的资本逻辑，也进一步纵容了携程与梁建章的分裂——只要商业利益足够大，公共责任和人设一致性都可以被牺牲。
但市场的反馈已经开始显现裂痕。云南民宿协会的集体维权、社交平台上的消费者吐槽、监管部门的立案调查，都在戳破携程的垄断泡沫和梁建章的人设滤镜。
当劝生的口号遇上现实的收割，当温情的人设遇上冰冷的商业逻辑，公众的信任正在一点点崩塌。
这种信任的崩塌，远比短期的罚款和市值蒸发更致命——它会让携程失去商家的合作意愿，失去消费者的选择，最终失去长期发展的根基。
勿用双重面孔再刺痛市场了
携程和梁建章的分裂，是当下部分商业巨头“功利主义至上”的缩影——为了商业利益可以收割民生，为了品牌形象可以打造虚假人设，却忘了企业存在的根本价值，是创造社会价值而非掠夺社会价值。
梁建章的劝生主张没有错，错的是他没有让自己的企业践行这份主张；携程追求盈利也没有错，错的是它选择了最粗暴的垄断收割方式。
这场反垄断调查，或许是弥合分裂的契机，也可能是分裂代价的开始。
对携程而言，想要挽回信任，就必须彻底重构商业逻辑，把“收割者”的身份换成“赋能者”，用公平的抽成、透明的定价、规范的运营，取代垄断和套路；对梁建章而言，想要保住自己的公共形象，就必须让携程的行为与自己的主张保持一致——真正的劝生，不是靠基金会和演讲，而是靠企业少一些收割、多一些担当。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精神老板+分裂公司”的模式，正在侵蚀商业社会的信任基础。当消费者不敢相信平台的定价，当商家被迫依附平台的霸权，当公共人物的主张与企业行为背道而驰，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商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终究，分裂是无法长期维系的。梁建章要么让携程跟上自己的理想主义步伐，要么承认自己的人设只是商业包装；携程要么放弃垄断收割回归良性竞争，要么在监管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走向衰退。
而市场和公众最终会做出选择：我们需要的不是只会喊口号的精神老板，也不是只会收割的分裂公司，而是真正兼顾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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