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北京刚过立春，寒意仍浓。李达带着厚厚一沓公文，疾步穿过中南海的石径，身后车辙印还冒着热气。这位西南军区参谋长此行回京，核心议题不是边境军情，而是一名在贵州被捕的女匪首——程莲珍。
要说程莲珍，贵州人都听过她的外号“陈大嫂”。1912年冬，她出生在水波龙乡的布依族寨子里。长到十五六岁，皮肤白到发光，堆满院子的媒人挡都挡不住。后来大地主陈正明抬进门，把她安置为二房。“有钱人家的二太太，命该享福”，乡亲们私下这样议论。可惜，陈正明体弱多病，成婚没几年便撒手人寰。
丈夫尸骨未寒，族中旁支蜂拥而来，摆明要吞并产业。那一晚，十来条枪口对着院门，程莲珍把女儿放进屋里，自己双枪上膛，挟着家丁冲出火光。三十分钟枪声大作，围攻者死伤数人。第二天天亮，“双枪女人”的名号传遍山谷。
日子注定安稳不了。1947年，国共大势已分，但贵州山地尚是军阀与土匪的丛林。程莲珍为了活路，改嫁国民党第八十九军营长罗绍凡。罗家兄弟本就养私兵，他们把程莲珍推到台前，以“布依女首领”的旗号招兵买马，凑出两百余人的“自救军”。此后，抢粮、劫道、攻打县城，几乎无恶不作。
1949年11月，西南解放大军横扫乌蒙山脉。次年春，贵州军区组建六支纵队剿匪。枪声逼近，匪帮四散。罗绍铨被击毙，罗绍凡改名潜入贵阳，仍难逃公安耳目。1952年春节前夕，贵筑县城郊一处茅屋被包围，蹲在炕边缝衣的妇人抬起头，镇定地说：“同志，你们找错人了。”民警把她随身的勃朗宁手枪拉栓一响，那句谎话便再说不出口。
审讯资料很快摆上贵州省军区会议桌。有人主张“恶贯满盈，应当严惩”；也有干部认为，她在布依族中颇有威望，若能策反，或许事半功倍。会议吵得脸红脖子粗，最终两案并呈西南军区。李达答应回国途中请示中央。
“主席，这个案例特殊：少数民族、女匪首、地方影响大，杀不杀？”李达在办公室里放低声音。毛泽东抬眼看着他，烟雾在灯下盘旋。片刻后，毛泽东笑了：“诸葛亮尚且七擒孟获，咱们共产党人若见一个少数民族妇女就一枪毙了，岂不显得气量太小？留着她，比枪声更管用。”
回到贵阳，李达传达了中央意见：缓刑，留作争取其他股匪的突破口。法院判决下达那天，贵阳南门外挤满围观群众，大家等着看血，谁料宣布的是暂予释放。有人骂声四起，也有人偷偷点头——“也算开恩。”
程莲珍走下法院台阶，没有镣铐，却加了一层监管。她当众表态：“愿拿实际行动赎罪。”接下来两个月，她带着工作队钻山沟、进寨子。夜半篝火旁，她拍拍旧同伙的肩膀：“兄弟，枪放下吧，跟我去自首。”一句土语夹杂眼泪，二十二名匪徒陆续归案。仍顽抗的三人被围山击毙，山林终于安静。
贵州省军区将功劳一一记档，调拨专款帮她解决生计，还协助寻找失散的女儿。1960年7月4日，晴隆县政协宣布增补委员名单，程莲珍排在第四位。她坐在会议室后排，听到名字时轻轻抚了抚衣襟，好像确认那把旧手枪真的永远离身。
多年以后，老乡说起她时，总先提那把双枪，又感慨她在1953年那场生死抉择中的转身。若没有当年那句“杀了岂不可惜”，西南剿匪战场或许多几次流血，布依山寨也少一个劝返者。1998年10月21日，程莲珍病逝，享年八十六岁。档案袋最后一页写着：曾任政协委员，剿匪有功，民族关系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