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傍晚，秋风从中南海的水面掠过，簇新的将星在斜阳下闪着冷光。授衔典礼刚结束，各军种代表鱼贯而出，毛主席站在怀仁堂外，神情似在等待什么。人群里，一个肩扛少将军衔的军官显得有些局促，却仍步履稳健。主席眼前一亮，快步迎上去，伸手挡住去路：“龙开富同志，这么多年，你怎么不来看看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许多将军愣住。龙开富立正敬礼，声音微哑：“主席，我怕打扰您。”
时间拨回到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受挫，敌情逼人，湘赣边界气氛压抑。19岁的龙开富刚在家乡忍无可忍：财主逼债、族绅横行，他一咬牙，跟随队伍上了井冈山。身份普通，却敢背两人份口粮；文化不高，却处处抢着干脏活累活。那一年，毛主席正在山里整编警卫排，需要既可靠又吃苦的年轻人，便留意到这个脸庞黝黑的小伙。一次散步偶遇，两人聊了半刻，主席决定把他调来身边。
枪尖对着敌人，竹篾却挑着机要。龙开富被分配到通信警卫组，他手里的武器多半是一根扁担：前端挂皮箩，后端系布袋，里头是主席批阅的文件、敌情简报，还有半截干粮。挑担子不算英雄事，可文件一旦落入敌手就是灭顶之灾，因此部队里暗地称他“行走的暗号箱”。一次进出江西永新，阵地与白区只隔一条河。龙开富独自过桥，把六七十斤报刊驮回山里，雨透衣、泥沾腿，人回来字纸却干爽如初。看到他，毛主席只是轻声一句：“辛苦了。”龙开富挠挠头：“把东西带回来才算值当。”
那几年，井冈山缺纸缺笔。为了教这位警卫员识字，主席抓空就用烟盒反面写下“山、河、人民”等单字，让龙开富跟着比划。夜里篝火将熄，写字板换成树枝沙土，字迹被风一吹即散。边学文化，边听马列主义的故事，龙开富常说：“主席讲完我就想多活两条命给革命。”
1934年宁都会议，毛主席暂时离开指挥中枢。多数人左右观望，龙开富却坚持搬运行李，跟着走。有人劝他“换个上司”，他摆摆手：“我认的是信仰，不是官位。”长征路上，龙开富已升为司令部小科长，却仍自称“挑夫”。雪山上缺氧，他硬是把重要文件藏在棉衣里，领头蹚过齐腰深的冰河。到了延安，他才腾出手写第一封家书，字迹歪斜却工整。
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决定赴重庆谈判。照相记者要求给主席拍张正规肖像。龙开富正外出联络，主席拖延片刻，非等他回来一起合影。闪光灯亮起的那瞬间，龙开富红了眼眶：“主席记得我。”不久，他奉命调东北，主管野战军后勤。临别，主席握住他的手：“战场凶险，记得活着回来。”
东北冰天雪地，部队要从零开始扩军。龙开富抓粮草、建医院、办被装厂，四野百万大军的滚滚兵锋背后，是这位老警卫员的算盘珠声。当辽沈战役告捷，他给北京拍电报只说了八个字：“粮足弹盈，前方无忧。”
新中国成立后，龙开富奉调广州军区，仍管后勤。1950年代初，他到北京向总后汇报，顺道去中南海看望过主席一次。那次短聊，主席把新任卫士李银桥拉过来：“这是老龙，跟了我十八年，你得向他学。”龙开富握着李银桥的手，反复交代：“保护好主席。”此后数年，他一直忙于地方基建，再没进过中南海。主席却把这份缺席记在心里，于是有了1955年的那场“拦人”。
授衔仪式后，晚宴设在丰泽园。菜上得很家常：毛豆、炖排骨、清汤挂面。主席问他身体怎么样，南方菜吃得惯不惯。龙开富回答得谨慎，却掩不住内心激动。席间一位老将打趣：“听说这位龙少将原是大校，主席给提的名？”主席放下筷子，语气平和：“授衔有原则，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乱来。”说完望向龙开富，眼里带笑。龙开富顺势补一句：“组织给多少星，就干多少活。”众人哄然。
历数他的战功，少将衔并不低。评定小组后来回忆：他在情报、后勤体系的贡献，胜过前线许多连战数场的旅长。只是他本人极少提及，更多时候宁肯当“隐名埋姓的挑夫”。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龙开富此时病榻在身，家人不敢声张。然而收音机里的悼词像穿透棉絮的枪声，让他一下坐起，大口喘气，半晌才说：“他走了，我也不能拖。”从那以后，他常把主席照片放在枕边，清醒时就摸几下，呢喃一句：“我还得站岗。”
1977年1月28日，病房窗外飘着小雪。龙开富突然睁眼，拉住妻子的手：“我要去找主席，还是给他当警卫。”话毕陷入沉睡，再未醒来。噩耗上报后，中央研究决定，将这位老红军安葬八宝山，同期批准的开国将星中，他是为数不多获得此殊荣的后勤将领。
多年过去，龙开富留下的遗物极少：一根旧扁担、一只裂口的皮箩、几本边角卷曲的毛边书。看似普通，却见证了从井冈到北京的风雨。有人评价，他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事迹，却以“挑夫”身份保住了无数机密、补给了千军万马，默默证明：忠诚与担当，从不需要高调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