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的一个午后，东长安街还是那样车水马龙。十八岁的陈小鲁提着一个帆布挎包，悄悄钻进公共汽车，人群很挤，他却刻意低头，生怕被人认出来。谁能想到，这位身穿旧棉袄的年轻人，其父正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
车子一路向北，他心里反复琢磨着昨晚周恩来总理叮嘱的那句话：“到了部队，别给家里写信。”简单几个字，却意味着彻底的切断后路——既要守纪律，也要靠自己。陈小鲁不敢轻慢，把那句话像针线一样缝进心里。
此时的上海路口胡同，陈毅靠在藤椅上，正整理一封未署名的备忘。对于儿子即将前往沈阳军区农场劳动，他只写了八个字：自立自强，不得特殊。周恩来原想给陈锡联打一通电话，提醒军区照看，但电话还没拨出，就被陈毅摆手拦下：“小事，不劳司令员。”一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体现了他最看重的家风——不沾权，不要例外。
转天清晨，火车鸣笛。陈小鲁靠窗坐着，望着倒退的京城屋檐，嘴里默念父亲临别时的两句话：“咬牙撑着；别添麻烦。”对很多同龄人而言，北上的列车可能是去“保家卫国”的光荣之旅；对他，却是一次真刀真枪的考验——没有任何护航，也没有一纸介绍信。
抵达沈阳军区农场后，他被编入种植班，锄头、粪筐、草鞋，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夜里，战士们嘻嘻哈哈给这个新来又沉默的北京小子起绰号，叫他“小土豆”。有人随口问：“听口音，你首都来的吧？”陈小鲁只笑一笑，把被子拉高，不再多言。
第一季秋收，他跟着连队下水稻田，烂泥没过膝盖。稻穗割完，泥浆已经糊满脸。他依旧和大伙儿一起抬担架运粮，不肯提前休息。连里老班长后来回忆：“那孩子皮肤白，手上全是血泡，还抢着加班。”不久，农场推报他为“五好战士”，师政治部却犯了难——材料上“家庭成员”一栏空白。摁指印时，小鲁一笔写下：父亲，陈毅，职业，军人。看表情，他似乎并不想让这行字带来任何便利。
1970年春天，沈阳解冻。军区电话铃忽然响起，值班员高喊：“中央来电，问陈小鲁的事。”这才惊动了司令员陈锡联。翻阅档案，他才发现这名老实小兵竟是陈毅的儿子。陈锡联一拍大腿：“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见！”旁人笑道：“老总那关你知道，他不愿麻烦任何人。”
同年5月，在严格考察后，陈小鲁获批正式入伍，并于当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消息传到北京，陈毅已因癌症住院。主治医师汇报病情日益恶化，这位老元帅却只问一句：“小鲁可曾犯错？”得到“表现优异”四字，他才稍稍合眼。
1971年初冬，中央召开会议。会场外的冷风夹着雪粒子，陈锡联猛地瞧见瘦削的陈毅，连忙上前，开口半是玩笑半是抱怨：“老总，你对我有意见吧！”话音刚落，楼道里都静了。陈毅知道他在说什么，咧嘴一笑：“我那不成器的儿子，还得劳你费心。”一句道歉，却带着父辈粗犷而真诚的豪气。
得到口头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给陈小鲁批了探亲假。回京那天，天刚蒙蒙亮，小鲁站在中南海东华门外，捏着旧军帽，有些忐忑地问警卫：“我家还在这儿吗？”得到肯定答复，才踏进熟悉的小路。屋里，张茜听见动静，扶着门框泪光闪耀。陈毅拖着病体，笑嘻嘻说：“哎，指导员回来了啊！”小鲁愣住——原来前几日陈锡联电话里夸他已被提为指导员，老元帅便记住了。
一家人相聚不过短短数日，病榻旁却透着久违的暖意。周恩来也抽空到医院，拍拍他的肩膀：“三年没写信，很不容易。”他只憨憨一笑，把这句赞许珍藏心底。
1972年元旦刚过，陈小鲁再度返营。几天后，北京传来噩耗——1月6日，陈毅与世长辞。正午时分，沈阳军区礼堂里挂起黑纱，全体官兵默哀。陈小鲁站在队列最末，泪水掉进军帽檐，一动未动。身旁战友轻声提醒：“兄弟，节哀。”他握紧拳头，没有回答。
后来的岁月，陈小鲁先到空15军，又调回北京，走完自己的从军生涯。许多人说，他一生背着“红二代”光环，其实更多时候他像被扔进深水的小石子，溅不起多少浪，却用尽全力往上游。
2018年2月28日，这位昔日“小土豆”在海南因病去世，终年72岁。同僚收到讣告时，想起他曾半开玩笑：“我爹说过，不许耍特殊，我得听一辈子。”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像陈毅当年的手掌，仍握着不求特权的家规，牢牢扎在时间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