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北平已是朔风凛冽。城西一处普通公房里，张治中裹着棉袍，摊开账本反复核算，米面、学费、药费，笔尖滑过纸面却难以凑出下个月的开支。新中国刚刚诞生，所有人都勒紧裤腰带，可对于从前在国民政府身居高位、却素来两袖清风的他来说，拮据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经济的窘迫并非一时疏忽。四月留在北平那刻起，他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享受供给制：每月一百八十斤小米，外加几件粗布衣物。这在干部中已属正常配给，然而张家老小近二十口，单靠这点口粮远远不够。再考虑到孩子上学、妻子治病、弟弟找工作，一切都指向同一个字——钱。
张治中不是没想过开口。可他看着邻居里那些同样捉襟见肘的干部家庭，再想到中央首长住的也是灰砖小院，心里终究咽下了请求。琢磨再三，只得让二儿子张一纯悄悄登门去找昔日老同僚——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傅作义。
“带着父亲的名片，别多话，只说借二百五十块银元，应急。”张一纯记得父亲交代时的神情，那是一种长者的尴尬，更是一位旧将领在新环境中的克制。傅作义听后，没让他多解释，笑着打开抽屉：“文白兄的难处，我怎会不管？拿五百。”清脆的银元声在屋里滚动，带来一阵温热。
几天后，傅作义到中南海开会，闲聊间说起此事。话音未落，周恩来眉尖微蹙，沉吟片刻，只说了一句：“我来想想办法。”第二天，中央办公厅便下达了特别经费指示：“拨六千元，解决张治中同志家庭临时困难。”数字不大，却足够一家人撑过最艰难的冬天。
对周恩来而言，这不过顺手为之；对张治中，却似一场雪中送炭。他握着通知单久久无语，末了感叹：“恩来真是记挂旧人。”短短一句，道尽四十年情谊。两人结识于1924年黄埔军校，当时周任政治部主任，张管教务，两人同赞“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常在课余对坐长谈。张治中曾私下表态愿入共产党，周婉拒：“咱们站不同位置，各尽其责更好。”
十年烽火，把他们推向不同营盘。1937年长沙会面，张已是湖南省主席，周则代表中共。火海长沙事变后，周帮助张撰文自辩，外人难懂的惺惺相惜，在两人心里却简单——保中国。此后重庆谈判，张三赴延安请毛泽东，住宅“桂园”让给中共代表团，周则暗排警卫，既护安全也顾面子。那些小细节，打下彼此信赖的底色。
再看1949年北平，张治中若愿南下，凭资历席位必有；可他识大势，留下助和谈。妻儿安全难题，周提前安排地下交通线，一家人辗转上海、天津飞抵西苑机场。重逢那一刻，张难掩泪意。家人未受惊，亦是周对“西安事变已负张姓友人，今日不可再负你”的兑现。
然而，政治安排与日常柴米油盐终究两码事。张治中身上旧患也在贫寒与北方寒气中复发，腿部神经痛夜夜缠身。周恩来得知后，再次调军委卫生部副部长陈志潜赴莫斯科请回专家。治疗费、交通费、药费，一并报销。
有意思的是，中央对旧军政人员一视同仁，并无特供。张治中自己也坚持如此：孩子们与普通干部子弟同校、乘公共电车、住平房。六千元虽解困，却很快又耗在医药和生活上。直到1953年国家经济好转，他才推却追加补助。周恩来笑着回信：“困难时期已过，但工作不能歇。”
时间轴向前。1954年，张治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奔走于台湾问题、民族地区自治方案之间。批阅文件常到深夜，幕僚只记得他偶尔按着腿部旧伤，皱眉片刻又伏案。试想一下，一个曾统率百万大军的将领，在新政权里甘做调解者，需要怎样的转身？
遗憾的是，1969年4月6日，他带着和平统一的未竟心愿离世。遗体告别仪式原拟从简，周恩来坚持到场鞠躬，并嘱托：“老战友，当得起一个庄重告别。”六年后，周总理病危，仍派人去张家探视，并送去积攒的五万余元稿费。“照料好文白的家。”这是他一再叮咛的最后心事之一。
史册记录将军的勋业，民间更铭记那份跨党派的义气。同僚间的五百银元与总理的一纸批示，串起了1949年的尴尬与温度；它们也悄悄说明，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关键时刻伸出的那只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