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春，北京还带着些料峭的寒意。约定好的下午三点，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一位新华社记者抱着摄影包守着手表。采访对象迟到了，原因很简单——她在西城口袋胡同的菜站被排队买白菜的人潮拦住。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长女李敏，四十二岁，穿一身粗呢军大衣，袖口已有些磨毛。
“真抱歉，让你久等。”她摘下灰呢帽子，头发略显蓬乱。记者下意识望向她拎着的网兜，一颗半干的圆白菜，一袋散装粉条，竟还露着冰碴。李敏笑了笑：“家里晚饭就靠它们了。走吧，边走边聊。”一句话化解尴尬，显得格外真切。
交谈从1976年9月9日那个凌晨绕不开。李敏提到，当夜风声很大，窗框咯吱作响，她却觉得屋里闷得透不过气。“电话响时，我知道出事了，还是不敢信。”说这话时她声音低低，却没有刻意压抑情绪，像在叙述旁人的故事。两天后，她随中央工作小组进入中南海灵堂，一排柏枝间，看见父亲覆盖党旗的遗体，那一刻双腿直打颤。“想哭都哭不出来，脑子里一片嗡嗡。”她补了句，“那是女儿，也是党员，该做什么，心里清楚。”
记忆往前推。1959年，李敏赴莫斯科大学旁听俄语课程，每月津贴三十五卢布，她常把面包票攒下换文具。室友打趣：你是“红色公主”，怎么总吃土豆泥？李敏笑答：“公主也得先把肚子填饱。”那句玩笑后来演变成“贴饼子公主”的源头。李敏说自己在井冈山长大，五岁随母亲转战赣南，粗粮野菜吃惯了，“贴饼子”在她眼里算奢侈。
1962年回国，她调入总参翻译室，第二年4月与空军飞行员孔令华登记结婚。婚礼极简：机关食堂蒸了两屉花卷，加一壶酒。“那天父亲只说一句：革命子女结婚，别搞排场。”李敏记得很清楚，毛主席那年六十九岁。
时间跳到1976年9月18日。天安门追悼大会，人海如潮。李敏站在人群侧后，口罩掩不住哭腔。有人认出她想过来安慰，她摆手摇头。那晚回家，王桂苡陪在一旁。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两人一句话也没说。天亮时李敏起身找工具修台旧风扇，王桂苡看得发怔，她低声解释：“手上有活，心里就不乱。”
记者问她，对“红色贵族”这个说法怎么看？李敏笑得爽快：“贵族要吃鹅肝喝香槟？我顶多喝豆汁儿配咸菜。”随后又补一句，“我这个公主，只会把半拉白菜帮子剁碎做疙瘩汤。贴饼子公主，名副其实。”话音落，摄影机捕捉到她扬起的眉梢，带点顽皮。
采访中出现一段小插曲。秘书敲门递进几封信，其中一份来自湖南湘潭韶山学校的学生，信封上贴满“伟人故乡”的纪念邮票。李敏拆开，里面是一张十元汇款单与一封稚嫩童字：请毛爷爷的女儿收下，为家乡毛主席铜像添砖加瓦。李敏抿嘴，拿笔回信：“十元钱分量很重，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孩子。”
1992年深冬，七十二岁的湖南老妪进京的故事，记者也听说了。李敏确认细节：老人名叫许福兰，曾在湘乡供销社当会计，身体欠佳却拄着竹棍挤公交，只为送土特产。“她递给我腊肉和生姜，说毛主席生前最惦念老区人民，现在人民惦念我们。”李敏停顿几秒，“那包腊肉到现在还在冰箱，没有舍得动。”
说到生活琐事，她不避讳。买菜挑节令最晚的、打折的；旧棉袄袖口磨破，用深色布条滚边；自行车后胎补过六次仍舍不得换。“习惯了。”她耸肩，“三十年代的游击区，能睡稻草堆就不错。”
采访临近结束，摄影师调焦距，李敏忽然回头：“今天的内容够了吧？我得回锅做饭，不然饼子糊了。”众人起身，她把那袋粉条往怀里一掖，笑着挥手。走廊里灯泡昏黄，脚步声杂乱，她的身影却稳当，像多年前随红军翻山越岭——呼啸山风里，衣裳单薄，却始终向前。
部队出身的老记者后来感慨：如果把李敏的故事拍成纪录片，片名或许就叫《贴饼子公主》。她不是贵族，也不想当贵族。她更愿意在人群里，提着菜篮子，踏着旧自行车，在北京的寒风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