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的一个清晨，北平的梧桐叶刚刚染上金黄，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外踱步，等候两位南来的亲人——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舸。对于这位分别二十多年的“润发九弟”，毛泽东既欣喜又挂念，因为先前寄来的信里写着：他一只眼睛彻底失明，另一只也已模糊。见面那一刻，兄弟三人握着手，半晌无语，旧事如潮水般涌来，却都被岁月的沟壑写进脸上。
夜幕降下，中南海的灯火未眠。饭桌旁，毛泽东主动提起乡间往事，谈到1920年代韶山的岁月。那时他二十来岁，整日奔走号召农民入社；毛泽连不过幼童，跟着大伙放哨、送信，还在寒风里为他断后。有人至今记得，1925年冬的那阵枪声——赵恒哲带兵扑到上屋场，是毛泽连一声干咳，把危险挡在门外。说到这里，毛泽连摆手，“那都是小事”，语气却掩不住自豪。毛泽东端起酒杯，轻声道：“没有你，我哪来今天？”
席间，毛泽连谈及眼疾。二十五年前在夜校散会回家，路滑摔倒，树枝划破左眼，没药没灯，硬撑着回家，只能自我包扎。脓血反复，结果失明，此后地下工作也受限。听到这里，毛泽东轻叹一句：“苦了你。”随即吩咐秘书联系协和医院，安排会诊。
第二天清早，毛岸英推着轮椅把毛泽连送进病房。纱布遮住双眼，他对侄子说：“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你们了。”岸英笑答：“家里人，哪来的客套？”这段插科打诨，不过寥寥两句，却让病房里的空气没了消毒水味，添了几分烟火。
检查结果并不理想，左眼永久失明已成定局，右眼视力也难保。毛泽东赶来探视，医生建议装假眼，他沉吟片刻，把选择权交回弟弟手里。“放个玻璃珠子也看不见，你愿意就装，不愿也行。”毛泽连索性摇头：“省下钱买化肥，家里还指望我种田呢。”一句玩笑，却是掏心窝的打算。
在北平养了半个多月，眼疾虽难根治，精神却好了许多。毛泽连想着早回湘乡，便向兄长辞行。临别前，卫士征询需求，他只说想找个结实皮箱，好把药和书带回去。卫士转告后，毛泽东露出会心微笑，随口一句：“他没要官吗？”得知弟弟只求皮箱，毛泽东亲自挑了只旧皮箱，又备棉衣、牙膏、蚊帐，连同两百元稿费塞进夹层，说这是“解湘乡燃眉的小米”。
回乡以后，毛泽连依旧耕田、养猪，合乡里口碑渐好。村民们晓得他是主席的堂弟，却见他天天挑粪下田，谁家屋顶漏雨还去帮忙补瓦，也就没人敢懈怠。有人悄悄劝他去县里当干部，他摆手：“主席三哥教过，要替大多数人做事，不是图自己肥缺。”
1952年，毛泽连再遭不顺：老母病逝，他自己又摔断了脚。忍痛写信报丧，却只字不提困难。毛泽东得信后，连夜回信请毛宇居打听详情，并托人送去三百元。信里一句话很短，“请转告润发，一定治腿。”字迹遒劲，却透出焦虑。
1954年春，毛泽连第二次北上。上车前，他硬是借了路费，坚决不让地方报销。到了北京，毛泽东先问：“自己掏钱了？”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下心。那晚，两人边吃家乡腊肉边拉家常，毛泽东突然拿出一个新皮箱，“上回给你的旧的，这次换新的。”毛泽连憨笑不已：“旧的我当宝呢，主席三哥留下墨香，我可舍不得换。”一句话，把兄长逗得连连摇头。
时间翻页到了1958年，毛泽东停止寄补助，理由很简单：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哪能还偏补一人。毛泽连没有一句怨言，反倒在生产队挑最重的活儿，常说“少吃一口，粮库多一勺”。这股韧劲让许多乡亲服气。
十年后，毛家小辈纷纷成年。长子毛岸平本来考上高中，却因学费犯愁。母亲张玉莲劝丈夫给北京写封信，被他一口回绝：“主席三哥要操的心多着呢，咱可不能添堵。”于是孩子辍学回乡。不久，生产队推举他当广播员，后来一步步做到韶山宾馆副总经理。乡里人说他“像极了老毛家那股子不服输”。
女儿毛小青、儿子毛坚平也都自食其力，一个当兵后进工厂，一个在自来水厂值泵。亲属牌从来没打，队里开会讨论劳模时，父亲常提醒：“别因为姓毛就抬我娃，我的堂哥反对裙带。”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1965年最后一次问起堂弟，得知对方仍在田里忙春耕，只是右眼视力极差，他让身边人带去一副深色护目镜，并附言，“劳累时，也要歇歇。”这简短的嘱托，如同山间清泉，被毛泽连反复念叨。
1976年9月消息传到韶山，大队部的喇叭传出噩耗。毛泽连在院里站了许久，独自搬来一条长凳坐到月下。邻人劝他回屋，他只是摇头：“三哥走了，我多活这些年，够本。”
1984年，70岁的毛泽连在田埂上收稻，旧伤复发，再度失足摔倒。人们把他抬回屋，他却念叨：“我这条命，本来早就还掉了。”秋分那天清晨，他安静离世，身边是那只磨得发亮的旧皮箱，箱盖里夹着数十封泛黄书信和一张1930年韶山党支部的照片。
他没留任何“特殊”安排，子女在遗物中只找到一句纸条：“要做个普通农民”。乡亲们自发摆了简易灵堂，没有花圈，只有稻穗和棉花。有人开玩笑地说：“泽连还是老脾气，不肯给自己留一件好处。”众人默然，随即笑着点头——那确实是他。
今天翻阅旧档案，能看到毛泽东在1949年为堂弟批注的一行字：“此人可托以赤子。”字迹遒劲，透出兄长的笃定与信赖，也映照了润发九弟此后几十年保持的那份朴素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