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8日，广州东山宾馆的桂花悄悄吐蕊。毛主席在这里同几位地方负责人谈工作，已是夜半。闲谈间，刚刚接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向主席报告省里准备扩建几栋招待所，话音未落，毛主席放下茶杯，笑着说：“俭朴一点好嘛，我就喜欢黄克诚的那股俭朴劲。”一句轻描淡写，却让在座的人瞬间会意：这并不是随口一评，而是一次作风提醒。
为什么是黄克诚？要弄懂这句话，还得往前倒回十五年。1941年夏，新四军三师驻阜宁，敌人“铁壁合围”，缺粮缺肥。师长黄克诚在早晨薄雾里提着小粪篓跑田埂，双脚踩得泥浆四溅，战士们看傻了眼。有人劝：“师长，这种脏活我们来。”他顺手抹掉额角汗水：“多拾一筐粪，菜苗就多存一分活路。”一句话，说得简单，解决的是几千人的口粮。后来三师开荒两千余亩，番茄、玉米、四季豆轮番收成，部队和百姓一起分菜，苏北灾年硬是顶过去。
俭朴不止体现在田畴。三师换夏装时，他把翻领剪成直领，去掉多余口袋，单兵服装平均省布七寸；军帽少一圈布，又省两寸。碎布攒多了还能缝成绑腿、口罩。刘少奇从苏北回延安在干部会上感叹：“三师人最多，花钱最少。”周恩来笑言：“给黄克诚一万，他能当十万使。”这种口口相传的“抠门”，其实是把每一分资源都掐出最大效益。
俭朴也能成为政治资本。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兼任后勤司令的黄克诚领着接管组进城。国民党留下的仓库、银行、厂房，能用就用，不能用马上维修。不到一个月，公共电车重新运行，报纸也复刊。毛主席看了天津日报发来的专报，高兴地把黄克诚叫到香山双清别墅。席间只有两个素炒，一个冬瓜汤，另加一碟霉豆腐。主席夹了一筷子说：“简单点好，咱们老家就这口味嘛。”黄克诚端碗应和，两人谈笑一下午，天津善后的细节就这样定了稿。
回湖南的任务也是这样派下来的。“你的家乡，你最熟，去吧。”毛主席语气平常，却等于把湘省恢复工作交到他手里。黄克诚到长沙后连夜召集会议，明文规定：翻修办公楼限额一万元，超过必须报省委常委会。省级机关节余的款项最终投向湘江织布厂。厂房第一根钢梁立起那天，不少员工发薪水才知道：这笔资金就是从“削掉的茶水费”里攒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湖南人想把韶山冲的那条山道拓宽。施工队刚摆好石灰线，毛主席来信：“免建，以免引起不良影响。”落款一排劲笔“毛泽东”。黄克诚苦笑：主席连家乡修路都舍不得钱，那就停。后来游客越来越多，道路确实窄得过不去，他才同意修一条简易土路，用的还是乡亲自愿劳动和旧料。
1952年10月，黄克诚调回北京，任总参三副总长，主管后勤。上任后他把前线所需物资清单拉到分毫，用两个月盘活20多个囤积仓库，烧掉霉米四万多斤，一手堵漏洞、一手补短板。叶剑英在会上直点他名字：“后勤有盼头了。”毛主席批示只有六个字：“后勤工作有进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六个字极难得。
时间回到周小舟那次汇报。毛主席的话在会议室里落地有声，说完就转向周小舟：“湖南不能丢了这股劲。”周小舟点头连声称是。自此，湖南省里取消了部分楼堂馆所改扩建项目，把预算全部压向地方轻工业，湘潭机床厂的第一台车床正是那年立项。
如果说俭朴是习惯，更像一种执念。1977年冬，黄克诚复出，被安排到北京南池子的一处旧四合院。房顶漏雨，管理处申请修缮，他坚持“补补就行”。一次雨夜，屋顶木板掉在床边，险些砸到头，大家以为这回肯定要大修，他却只答应用旧瓦片换旧木条。门口铁栅栏歪斜，吱呀作响，附近还是武警消防站，警笛动辄半夜突响，工作人员劝迁，他抱着拐杖站在院门口：“别折腾，人走了，这地方一样吵。”
取暖问题更头疼。老式蜂窝煤炉子热量不足，后勤部门悄悄批了三万元准备改造暖气管网，他察觉后拐杖一敲地板：“三万？浪费！煤炉子挺好，能烧热水还能炖粥。”工程被迫停下，水泥、钢管又原样运走。
到了医院，他也“不省心”。医生开进口针剂，他摇头：“给年轻伤员用。”有人劝他保守治疗，他甚至引用拉法格夫妇的故事，“不想拖累组织”。直到1986年12月28日，84岁的黄克诚在家属陪伴下平静辞世。病房里，旧毛巾剪成两半搭在床头，水杯还是解放前的搪瓷，滤网已经磨得发亮。
外界常以“抠门佬”调侃黄克诚，可在大伙看来，他的俭朴背后是一种朴素的算账方式：今天少花一块钱，明天就能多添一把粮、多造一台机床。1956年毛主席那句“我喜欢黄克诚的俭朴”，其实也是对整个时代的一次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