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的一个午后，南京军区机关院内风有些凉，槐花刚吐嫩芽。视察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结束了对炮兵团阵地的察看，回到招待所时，许世友已经等在门口。两人相识不算早，却惺惺相惜。许世友爽朗地招呼：“走，吃口便饭。”彭德怀点头，没有客套。
短短十来分钟，他们坐进了一间窄小餐室。墙壁上只有一幅《南京长江大桥施工示意图》，看得出布置得极为简单。炊事员端上四盘菜：黄豆芽、青椒土豆丝、红烧豆腐，再加一小钵炖狗肉。接着是一瓶高粱大曲。酒香扑鼻，却压不住菜色的“家常”。彭德怀用筷子拨了拨盘子，忽然笑着转向许世友：“你呀，还真是爱财！”声音不高，却让屋里几名警卫都愣住。
许世友把杯中白酒一饮而尽，抹嘴道：“老总，军粮来之不易，浪费不起。”彭德怀哈哈大笑，给他把酒满上：“我正是要这句话。”这一来一往，看似调侃，实则两位悍将默契尽显。
许世友对“俭”情有独钟，并非临时作态。大别山出身的他七岁丧父，插秧、放牛全都干过。背柴二百斤翻山十里，他咬牙不吭声，这段经历让他对粮食心存敬畏。参加红军以后，不管行军多疲惫，只要遇见老百姓的地亩，他都会提醒战士别踩坏庄稼，军纪令行禁止。
建国后，南京给他安排在中山陵八号。那是孙科当年按西洋风格修建的别墅，青砖红瓦，草木繁盛。许世友搬进去没几天，先把花圃改成菜地，再在偏院砌了猪圈，院墙边还挖了口小鱼塘。外宾来参观，说像“乡村合作社示范点”。许世友不以为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心里踏实。”
外界常误解他粗犷，其实他最痛恨铺张。一次地方部队准备军乐队列队欢迎，他下车后黑着脸喝道：“鼓号声像打仗，吓谁？把人全散了！”岛屿勘察也遇到类似情况，战士们排得整整齐齐，他顿时火起：“列队干什么？风沙大，眼睛都睁不开，还吹呼什么！”
南京军区后来给他换过一辆带空调的新吉普，理由是夏季酷暑，司令员身体不好。车子刚驶进院门，他挥手： “开回去，别停！”司机只得折返。许世友身边的管理员无奈：“司令，空调车舒坦些。”他瞪眼：“舒坦惯了，刀口上还能吃苦吗？”
彭德怀的性格同样倔强。1898年生在湖南湘潭，童年捡过野菜、做过雇农。长征路上，他把仅有的半条咸鱼切十八片，每天一片配糙米，部下跟着吃。进入和平年代，条件改善，他却仍旧穿打补丁的布鞋。一次警卫偷偷给他量脚码配新鞋，被他发现后严辞拒绝：“战士们有人光脚操练，我换什么？”
1957年春，他率代表团前往东欧访问，组织部照例发放服装费。秘书劝他定做两套中山装以便出国见客。他摇头，“不花自己的钱，掏得不心疼。”最后只把旧衣洗净、熨平，装箱出发。当地媒体惊讶：中国元帅行李最轻，仅一只旧箱。
有人说两位都是“铁血悍将”，实则骨子里还有分寸与节制。彭德怀曾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高声疾呼：“当兵的不能飘飘然，越是高位越要节俭。”说完，他扫视会场，突然点名：“许世友那小子爱财——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诸位，该学！”
场内哄堂大笑，却无人敢辩。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军中浪费之风那时已开始抬头，营区修礼堂、宴请走样，确实需要几记重锤。许世友听后，咧嘴憨笑，一口黄酒下肚，“彭老总说得好，我就是不惯看别人糟践粮食。”
两位将领互相欣赏，在战场上虽少并肩作战，在建国后的内务治理上却成为“难兄难弟”。他们的家风也一脉相承。许世友的女儿回忆，父亲每年给子女置办新衣的预算只有两条：布料中档，式样简单；能补就补，不到破不能扔。彭德怀无子嗣，但对侄辈管教极严，逢年过节红包不超十元。有一次，有小辈埋怨，彭德怀端茶不语，一会儿才淡淡地说：“钱给多了，你们容易忘记怎么挣。”
历史文献里常见“艰苦奋斗”的口号，可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对于许世友与彭德怀而言，节俭不仅是个人习惯，更关乎军队作风、国家家底。1950年代中后期，我国财政吃紧，用一辆高级轿车要进口上千美元，当时南方某大型水库一立方混凝土成本不过十几元人民币。换算一下，“一辆车等于几百立方大坝”并非夸张。许世友、彭德怀看得见这笔账，自然下得了狠心拒绝。
有意思的是，两人虽严于己，却从不苛待士兵该有的补助。南京军区每逢冬季发棉被，许世友亲自抽检；彭德怀在朝鲜前线时，先把运来的皮大衣发给火力连，自己披旧棉袄。节俭与关爱，在他们身上并不矛盾。
那顿四菜一酒的午餐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临别前，彭德怀握住许世友的手，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记着，咱俩的约定——浪费一个子，都算欠债！”春风掠过窗棂，酒杯里的余温尚在，两位硬汉的背影迅速消失在走廊拐角，没有回头。
许世友逝世于1985年10月，终年76岁；彭德怀则在1974年11月病逝，享年76岁。岁月更替，物质极大丰富，可“财政如骨血”这句老话仍不过时。拾起他们当年那四盘普通家常菜，再看“爱财”二字，意味自能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