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25日，渤海仍在昼夜翻涌，北戴河会议接近尾声。毛主席披着浅灰色薄衫，随口吩咐机要秘书：“今晚请张治中一家来吃顿便饭。”一句轻描淡写，替这位“和平将军”打开了又一次难忘的历史窗口。
那顿饭不讲排场，餐桌只有四菜一汤。会场里刚讨论完钢铁指标，主席赶回小院，用粗瓷碗盛排骨炖海带，张夫人连声道“家常味好”。席间，孩子们在廊下追逐，保卫人员悄悄关上木门；气氛松弛，却透着一股不能言说的庄重。
饭后，张治中起身告辞。他打算两天后回北京收拾行装。主席笑了笑，用尚带湘音的语调慢慢冒出一句：“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于是，原本精确到分钟的返京计划，被硬生生推迟半月。
许多人好奇：主席到底留下他做什么？要追根溯源，得把时针拨回到十三年前。1945年8月28日，重庆机场热浪滚滚，张治中把刚下飞机的毛泽东迎进自己的轿车。那是国共谈判的第一幕，也是一场险象环生的护送行动。
当晚，在桂园里，张治中端上鱼翅火腿、绍酒香醇，深知这顿宴席不仅是礼仪，更是暗哨的掩护。为了安全，他把整座住宅让给毛泽东，自己搬到幽暗的后院。特务营手枪排成了移动围墙，夜半虫声伴着枪机归位，毛泽东反而睡得踏实。
三周后，延安窑洞回敬一桌小米加南瓜。坑坑洼洼的炕桌旁，张治中笑道：“我来延安不图山珍。”两位出身迥异的革命者就此形成默契——倘能止战，简陋或奢华都只是外壳。遗憾的是，内战终究在炮火中爆发。
1949年4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抵北平。十余日密谈本已接近妥协，却被蒋介石电令推翻。代表团里弥漫着进退两难的焦虑，张治中坚持回南京复命，理由是夫人孩子仍在江南。周恩来坦言：“西安事变亏欠过一位张姓朋友，不能再让你险行。”北平方面旋即派机把张家老小接来，警方文书只写了六字：紧急家属接运。至此，张治中再无后顾之忧，与旧政权彻底划线。
新政权建立后，他被聘为政务院、国防委员会委员。没有一兵一卒，却成了“最忙的闲人”——民族事务、西北事务，主席总要征求他的看法。友情在日常研讨中发芽，1958年的那句“稍等一等”并非客套，而是一次新的使命。
9月10日清晨，两架伊尔14从南苑机场相继升空。一架载毛泽东，一架载张治中。气流颠簸，舷窗外黄河如一条褐色丝带。三小时后抵汉口，主席甩掉军帽，长江码头上热浪扑面；随行干部顾不上擦汗，坐船过江继续赶路。
翌晨，毛泽东兴致正浓下水游泳，江面水汽升腾，他来回扑腾几圈才爬上舷梯。张治中自认水性尚可，却只敢在甲板鼓掌。他暗记一句：领袖体力，异乎常人。
安庆、马鞍山、合肥——钢厂的炉火、码头的吊臂、稻田里的金穗一路映入眼帘。主席问“产量、成本、伙食”，张治中追问“安全、节约、水土”。夜里，两人在专列小包间展开笔记本，对数字一一核实。这种“磨表式”讨论，用张治中的话说：“像北伐夜读军令，又像黄埔课堂对答案。”
最戏剧的一幕在杭州。9月21日凌晨一点，叶子龙敲开张治中房门，低声说“主席有请”。台灯昏黄，烟缸堆满烟蒂。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谈起下一站：“想去上海上钢一厂。”张治中疲惫不堪，却仍答：“一切听您安排。”他心里明白，自己肩上的，是替主席分担的那部分顾虑。
整整二十三天行程结束，张治中合计出四万字随行日志，标题密密麻麻写着“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稿子送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笑得直摆手：“净吹捧，搁一边吧。”稿子从此留作底稿，只偶有学者引述寥寥数句。
还有件小插曲。张治中屡劝主席游黄山，被问：“汽车能上去？”得知需坐滑竿，毛泽东摆手：“我有自己的两条腿。”共产党领袖不坐滑竿，不让人抬，背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准则——任何形式的“高人一等”都是危险信号。
9月底，考察团返京，首都机场跑道依旧热浪翻滚。没有列队欢迎，也没有闪光灯。二人并肩走下舷梯，短暂握手，各自进入吉普车。车辆转过弯道，尘土飘散，背影很快消失。故事却没有结束——今后每逢民族地区、军事外交的棘手议题，张治中仍会被请进中南海。那顿北戴河的家常饭早已消化，但“稍等一等”的嘱托，仍在共和国记忆里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