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4日，鸭绿江畔秋风猎猎，第九兵团的指挥车里亮着一盏昏黄马灯。宋时轮抬头望向朝鲜方向，身旁参谋低声提醒气温已降到零下，他却只回了一句：“冷？战场上哪有什么暖和可言。”一句话，道尽他那股凛冽的倔强。倔强贯穿了宋时轮一生，也让他与粟裕之间的疙瘩被历史一次次提起。
时间稍微往前拨。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在山东临沂以北完成整编，陈毅为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代参谋长。原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忽然成了粟裕的“部下”，排座次时他面无表情，心里却憋着火。论红军资历，论抗日时期的先后驻守，他自认都不输粟裕；再加上十纵队一向自诩敢打硬仗，不肯轻易服人，火药味由此埋下。
几个月后莱芜战役打响。粟裕下令叶飞纵队担任主攻，宋时轮十纵负责阻击援军。夜里战斗紧张，宋时轮在指挥所里听着电台呼啸，只觉得浑身不痛快：攻坚立大功的机会又与自己无缘。可是第二天战报统计，阻击正面歼敌两个旅，为全局拿下主动权。这种“有功却不出彩”的滋味，让他心里既骄傲又别扭。
短短一年，华野连克孟良崮、临汾、鲁南诸役，三野内部气势如虹。粟裕稳准狠的作风使许多老山东干部态度渐缓，但宋时轮依旧皱着眉。粟裕本人倒并不在意，他更担心战场变化。济南战役筹划时，他发现外围阻击任务仍需经验老道的部队，于是再次点名十纵。开会那晚，宋时轮突然请求调离，“部队伤亡大、装备短缺，我也需要休养”。言语平静，却把僵局推到台面。
这件事迅速传到西柏坡。毛泽东批示颇为严厉，甚至考虑撤职。出乎很多人意料，粟裕连夜打电报请示，认为宋时轮能打，性急但无山头主义，恳请保留指挥权。几句朴实求情把宋时轮从风口浪尖拉了回来。当时他并不知情，还在为自己的“顶撞”硬扛后果。
1948年淮海战役决策阶段，宋时轮获悉自己将指挥苏北兵团南线钳制，任务仍是阻敌援军。他没再闹情绪，按兵不动等待开火令。结果三野三百万大军围歼黄维兵团，宋时轮指挥的阻击线撕开国民党增援计划，首次让他尝到“默默立大功”的滋味。这时不少参谋悄悄说：“老宋好像放下那口气了。”
抗美援朝爆发，第九兵团被抽调北上。零下三十度的长津湖，冻伤数字像滚雪球。宋时轮在战后检讨时主动担责，认为地形气象掌握不足。国内坊间却热衷一条假设：若换粟裕指挥，会否全歼陆战一师？这种议论再次让两位老战友名字并列。遗憾的是，粟裕1950年正在医院疗伤，根本无缘这场恶战，历史也不存在“重来”按钮。
1955年授衔，宋时轮佩戴上将军衔，粟裕因病未列衔表，两人命运走出分岔。三年后总参谋长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猛烈批评，职务撤销。彼时的宋时轮已调入军事科学院，传闻说他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档案资料却显示，粟裕进入军科院报到那天，宋时轮带队迎接，军帽被风吹得斜在一边，他呵呵笑着喊：“欢迎老首长归队学习。”一句“老首长”，说得不卑不亢，也算化解陈年尴尬。
进入七十年代，形势多变。宋时轮因性格耿直，屡次在会上顶撞上级，甚至提醒某些领导“别忘了规矩”。外界觉得他倔得不可理喻。事实上，这种顶撞与其说是冲动，不如说出于底线思维：漠视规矩会给军队带来危险，他不能沉默。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北京。吊唁现场，宋时轮扶灵柩缓步而行，一旁楚青含泪握住他手。他哽咽着说：“要不是老首长，我宋时轮早没位置站。”这一幕，被在场的警卫记录在案，也彻底终结了关于二人“互相排挤”的各种流言。
三年后，中央某次会议讨论平反历史遗留问题。宋时轮第一个举手：“粟裕1958年那场批评，结论不当，应当纠正。”声音洪亮，停顿片刻会场安静得落针可闻。会上很多人记住了这位曾经火爆的三野悍将站出来替粟裕说话。随后的一系列文件，为粟裕恢复名誉奠定依据。
回顾这段曲折，有人总结成“英雄惜英雄”，却忽略了更深的背景：三野将领多出自不同根据地，整编之初难免磨合；粟裕看重的是战役全局，而宋时轮在意的是个人部队的荣誉感，二者角度不同产生误解。幸运的是，他们都拥有共产党人的共同底色——面对政治风浪，原则问题绝不含糊，个人恩怨则随时间淡去。
至此再看宋时轮“倔”，那是军人骨子里的坚持；若无这份坚持，长津湖冰雪中难撑七昼夜；若无这份坚持，也不会在1987年挺身为老首长发声。傲骨与忠诚并存，才让这位三野悍将在历史长卷中留下独特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