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火通明。授衔典礼刚结束，各色军装的亮色在大厅交织。年仅五十七岁的叶剑英佩戴元帅肩章，面带微笑，向台下的老部下致意；与此同时，站在中将方队里的廖汉生正悄悄打量这位久仰大名的大首长。两人并无深交，却因共同敬重的名字——贺龙——暗暗生出几分亲近。这一抹情谊埋下种子，十九年后将在一次探望中意外开花。
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昌起义前夕，国民革命风雨如晦，湖北江汉平原战云低沉。叶剑英与贺龙同在武汉参加国民政府会议，首次握手时，贺龙爽朗地说：“叶参谋长，打天下这事儿，得凭真枪实弹，可不能光靠嘴皮子。”叶剑英点头回应：“说得痛快，打得更要冷静。”这一来一往，已可见二人性格差异：贺龙直来直去，叶剑英审慎沉稳，却都痛恨旧军阀的无能和腐败。
南昌城头的枪声响起后，两人分道扬镳，各自率部转战。贺龙转战湘鄂西，叶剑英转入中央苏区，两年再难谋面，却总能从电报里读到对方的消息。乱世之交最难得，虽少有晤面，彼此欣赏却在战火中日益加深。
三十年代中，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汇合。贺龙率红二方面军折桂大渡河，叶剑英则在延安坐镇军委，出谋划策。信息往来间，贺龙的一个青年部下——廖汉生——渐渐闯入叶剑英的视线。廖汉生作战勇敢，笔杆子也硬，长征途中常帮贺龙起草电报、宣言。几十年后，正是这位当年的青年，在七十四年的元旦走进叶帅的书房。
抗战胜利至解放战争，贺龙、叶剑英继续在不同战场奔忙。叶剑英出使延安与重庆斡旋，为全国和平奔走；贺龙坐镇晋绥，铁军屡建战功。二人偶有会晤，言及军政大事，总能一拍即合。有人笑称，一个出奇制胜，一个稳操胜券，是配合最好的双人舞。
建国初期，两位元帅各就其位。叶剑英主管军委、政务院机要事务，重在顶层设计；贺龙身兼副总理与体委主任，干劲十足，跑遍北国边陲与西南高原。六十年代初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两位老友再度并肩。叶剑英上报的那份长达万余字的考察报告一出，贺龙当即批示“全军学习，刻不容缓”，亲自飞抵广州看演示，两架专机差点同时降落在白云机场。
然而风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暴中，贺龙遭遇严重冲击，被隔离审查。彼时叶剑英处境亦颇为微妙，需在风口浪尖上维系大局。表面上二人交集骤减，外界甚至传出“叶帅与贺帅生嫌隙”的传言。事实上，叶剑英暗中多方斡旋，屡次向中央提出为贺龙申诉，却受限于大局只能沉默。
一九七二年冬，中央着手“落实干部政策”。贺龙被列为最优先处理的第一人。生活待遇恢复到行政九级，专人护理，但病痛已深。叶剑英得知后，让机要秘书带话：“条件要再好一些，咱们不能对老战友吝啬。”沉重的历史包袱让他此刻更显沉默。
转眼便是一九七四年元旦。北风卷过玉泉山，隐约带来松涛。叶剑英静养在家，膝头铺着一件厚呢外套，仍难掩倦容。这天上午，一位佩中将肩章、身形微驼的客人来访——正是南京军区副政委廖汉生。寒暄过后，气氛原本轻松。忽然，叶帅眯起眼，放慢语速：“廖将军，你是贺老总那边的人吧？”一句话打破了客厅的温度。
廖汉生明白，这不是审视，更像询心。他回答得干脆：“是，十几岁就跟着贺老总。”叶剑英叹了口气：“外头有人说我和他不合，其实只是共事机会有限。如今他身体如何？”对话不过百余字，却清清楚楚，绵长情义尽在其间。
廖汉生告知老帅，贺龙待遇已改善，住处安静，医疗条件也算周全，只是旧疾缠身。叶剑英点头：“好。关于他的情况，准备份说明，你来写。”廖汉生当即接受，心里五味杂陈。年少时贺龙撮合自己同外甥女贺旂的婚事，如今恩人蒙冤未雪，只能先尽力而为。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北京西郊八宝山，松柏静立，细雨如丝。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庄重而简朴的氛围中举行。叶剑英身着深色中山装，神情肃然，步履却异常稳健。与他并肩站立的，是向来寡言的廖汉生。军号未起，两位将星对视默默点头，仿佛又回到南昌城头那个动荡的早晨。
不少在场的老兵至今对那一幕印象深刻：仪式毕，叶剑英只是略一躬身，低声交待工作人员要妥善存放骨灰，然后转身离开，没有多余言辞。廖汉生送至门口，神情哀恸，却也挺直腰板。有人听见他喃喃：“贺老总走得安详，算是托付给了我们。”
岁月更迭，将星陨落，故事却留在人们口中。叶剑英与贺龙这段始于武汉、跨越半个世纪的战友情，波折起伏却终究铭刻在共和国史册；而那句突如其来的“你是贺龙那里的人吧”，恰似一把钥匙，打开了往昔烽火与肝胆相照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