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15日清晨，北京西郊机场的候机楼里灯火未熄。罗瑞卿穿着宽大的中山装，被两名解放军军医搀扶着缓慢前行；相熟的警卫轻声道：“将军，祝您一切顺利。”罗瑞卿抬手摆了摆，声音低却坚定：“等腿好了，一定回香山再走一圈。”短短一句，留给众人无限期待，也埋下日后难以弥补的遗憾。
罗瑞卿此行目的只有一个——安装国际上技术领先的假肢，好让自己重返战位。国内骨科专家给出的意见已是底线，当时国内精密关节制造仍与西德存在明显差距。邓小平批示“照顾到底”，同时加了一句附带条件：必须由两位301医院副主任医师随行，确保病情随时掌握，可见他的谨慎。
飞机滑行时，罗瑞卿向同行的妻子郝治平轻声说：“小平同志催我快去快回，别耽误手头的事情。”短短数语，道出两位老战友间的信任。可惜命运并未给他预留转圜的机会。
镜头倒回1965年冬天，罗瑞卿身兼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数职，分秒必争。林彪因病频频缺席，军中日常调度多由罗瑞卿负责。此人处事干练，讲话直来直去，得罪了不少“看风向”的干部。年底的一场批判，令他从巅峰骤然跌落。1966年3月18日清晨，他拄着拐杖登上自家楼顶，纵身跃下——“跳楼自辩”震动了中南海。医护连夜抢救，总算把命救回，却宣告双腿粉碎性骨折。那时的中国医疗条件有限，截肢几乎成了唯一方案。罗瑞卿被推上手术台前，给护士交代：“告诉党中央，我没有背叛过。”
九一三事件后，尘封档案陆续解冻，老同志们接连归队。偏偏罗瑞卿仍在等待。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职务，并向中央提出：“罗瑞卿同志的事情必须解决。”同年冬天，罗瑞卿重返军委大院，挂名秘书长。会客室里，他和年轻参谋谈到未来规划时笑称：“腿磨合好了，咱们上山下海都不在话下。”然而医生的警告步步紧逼：残肢反复溃疡，行走困难，最佳修复期稍纵即逝。
经过多次会诊，专家提出西德海德堡大学医院假肢技术成熟，可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外交部沟通后，请来两名德方医生到北京实地评估。检查结果乐观，他们承诺手术风险可控。罗瑞卿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却反复斟酌。对外环境仍复杂微妙，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要去西方国家动刀，万一出事，后果难料。考虑再三，他还是在申请表上签字批准，并额外派人随行，“安全第一”四个大字写得极重。
7月16日，专机降落法兰克福；其后，罗瑞卿以化名“吴生杰”入住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术前会诊时，中方医生再次强调：“患者有冠心病史，麻醉剂量需慎用。”可环视手术室，德方依旧按程序推进。7月19日上午，截肢端整形与假体安装的第一阶段手术顺利完成；中方医生松了口气，却隐隐觉得监护设备设置不够。下午三时许，罗瑞卿突感胸闷，血压骤降，心电监护出现室颤。德方急救虽迅速，但错过最佳三分钟，17时10分宣告不治，时年71岁。
噩耗传回北京，邓小平沉默许久，握着电话只说了一句：“通知家属，准备专机。”8月10日，覆盖鲜红党旗的灵柩抵达首都机场，数十名警卫和老部下肃立两旁。飞机舱门打开，邓小平举手敬礼，声音沙哑却清晰：“欢迎回家。”
两天后，中央专题会议在京西礼堂召开。邓小平表情凝重，他缓缓起身：“罗瑞卿同志走得太突然。中央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出国就医，没有例外。”会场鸦雀无声。与会老同志点头示意，王震直言：“说得对，咱们的医疗体系不能总盯着外国，干部必须同群众一条心。”当晚，这条堪称铁律的规定写入内部纪要，并迅速下发至各大部委。
1978年8月12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人潮涌动。悼词由邓小平亲自起草，概括其一生“赤胆忠心、光明磊落”。灵车缓缓驶出，同行战友低声念叨他的誓言：“等腿好了，再爬香山。”可那段山路，终究只剩秋风相伴。
此后多年，中央领导干部若需重大治疗，一律优先选择国内。遇到确需外方技术支持，也改为邀请国际专家来华会诊，规矩再严苛，也没人提出异议——谁都忘不了罗瑞卿那一程未竟的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