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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底，德国工业产出已连续四年呈现负增长态势，全年企业破产案例激增至17604起，创下过去二十年来的最高纪录，直接影响就业岗位达17万个。
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增加值持续稳固在40万亿元以上水平，稳居全球首位，这一领先地位已延续整整十五年。
有人将欧洲制造业的持续低迷归因于中国工业的快速崛起，这种看法显然颠倒了因果关系！
欧洲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并非源于外部竞争压力加剧，而是其高福利体制与经济基本面长期脱节所必然引发的结果；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只是加速揭示了这一内在矛盾。
我最初真正察觉到“欧洲制造业出了问题”，并非通过统计数据，而是一位深耕德国供应链领域的朋友亲口讲述的经历：他们公司试图与本土一家中型零部件制造商建立合作，谈判历时三个月，价格分歧尚可协商，最令人头疼的是对方始终无法承诺明确交货周期。
能源成本频繁上调、工会反复谈判、铁路系统罢工导致物流中断……朋友直言不讳：“不是他们技术不行，而是整个运作体系让人不敢把关键订单交给他们。”
这句话精准戳中了欧洲当下困境的核心：许多人习惯性地将制造业衰退归咎于“中国产品太具竞争力”，但事实恰恰相反——真正的症结在于欧洲自身正深陷一个日益难以逆转的结构性困局。
曾几何时，欧洲的福利制度被视为全球典范：全民医疗、完善养老、失业保障、带薪长假等政策极大提升了民众生活质量，也维系了社会的整体稳定。然而这套体系要持续运转，必须依赖一个坚实基础——即强大的实体经济源源不断地提供财政支撑。
遗憾的是，近年来欧洲的现实却是人口结构加速老化、福利负担不断加重，而工业盈利能力却日渐萎缩。
以德国为例，其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已达极高水准，财政支出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大。与此同时，医保资金缺口扩大、公共财政赤字攀升、老龄化速度加快等问题接踵而至。
整个欧盟亦面临相似处境：多国财政赤字与债务水平突破警戒线，这并非短期波动所致，而是长期结构性失衡累积爆发的表现。
不妨用家庭作比方：过去家里经营一家工厂，收入稳定可观，自然有能力承担老人赡养、子女教育和突发疾病支出。
可如今工厂订单减少、运营成本上升，家庭开支却仍在增长，尤其是老人医药费用逐年增加。此时若仍坚持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已非理想主义，而是无视现实的硬撑。
不少人误以为欧洲制造业衰落是因技术水平退步或产品质量下滑。实则不然。欧洲依然具备制造高端装备、精密机械、汽车底盘及特种化工材料的能力，这些核心能力并未消失。
真正的挑战在于：当今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早已不只是“能不能造出来”，更在于能否实现“稳定、高效且可控”的生产流程，以及最终产品是否仍保有合理利润空间。
当前欧洲正面临三重严峻制约：
第一重是成本压力。无论是能源价格、人力薪酬，还是环保合规、税收监管等方面的开销，均处于高位。高昂本身未必致命，但当企业利润率被持续压缩至临界点以下时，成本便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企业终究不是慈善组织，不可能长期亏损运营以维系某种情感寄托。
第二重是运行效率。欧洲普遍实行较短工时与较长假期制度，从生活品质角度看无疑是优越的。但从产业竞争视角来看，当外部对手拥有更快交付节奏与更强产能弹性时，欧洲便处于明显劣势。尤其是在电动化、智能化等技术迭代迅猛的领域，稍慢一步就可能彻底掉队。
第三重是不确定性风险。频繁罢工、政坛博弈、政策朝令夕改等因素，使供应链规划与企业战略变得异常脆弱。客户对工厂最基本的要求无非三点：按时交货、品质可靠、成本透明。只要其中两项常出现波动，就会逐渐被市场边缘化。
因此我们看到一种典型现象：许多跨国企业在德国、法国等地的本土业务持续承压，但在海外分支机构反而实现盈利。企业并非盲目决策，哪里营商环境更优、回报更高，资源自然向哪里倾斜。裁员、产线关闭、生产基地外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推进。
说得更直白些：如果中国制造的优势仅停留在“价格便宜”，欧洲本可通过专注高端市场，依靠品牌影响力和技术壁垒维持地位。
但中国真正令人警惕之处在于，它不仅能够制造，更能实现“系统化协同式”制造。
何为系统化？意味着你打造一辆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电池组件成本低，而是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配套、模具开发、生产设备、代工协作、物流配送，到工程师团队配置与产品迭代机制，整条链条如同精密齿轮般无缝咬合。
今天提出设计变更，下周即可完成样品验证；订单突然暴增，产能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容；需要降低成本，不是单方面压榨劳工，而是由上下游共同优化流程。
这也解释了为何欧洲在电动化转型过程中显得被动——并非完全缺乏技术能力，而是研发投入不足、产业链协同迟缓、成本控制乏力、产品更新节奏落后，最终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市场从不关心过程艰辛，只看最终成果。
因此，“欧洲被中国制造击垮”这类说法虽听起来痛快，实则逻辑懒惰。真实情况是：欧洲自身行动迟缓、体制包袱沉重，而中国则步伐迅捷、产业体系完整，从而迫使欧洲不得不直面那些长期回避的根本性难题。
不过，欧盟并未坐以待毙。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系列工业振兴计划陆续出台，碳中和协议持续推进，上千亿欧元规模的政策工具包也被投放市场，旨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提升产业韧性。
但现实中存在两大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要难题是资金缺口。愿景宏大，但仅电网升级、工业数字化改造、清洁能源普及等项目，所需投入就达数千亿欧元级别，属于长期巨额支出。政府财力有限，寄望私人资本参与，但企业顾虑回报周期不确定，投资意愿偏低，进展缓慢。
更为棘手的是第二道难关：福利制度改革举步维艰。福利议题在欧洲政治生态中属于“雷区”。任何关于削减福利、延迟退休年龄或提高缴费比例的提议，都会立即遭遇政党争执、工会抵制乃至街头抗议浪潮。
频繁罢工不仅是社会矛盾的外显，也会反向削弱产业信心。企业看到如此不稳定的环境，更加倾向于将生产线转移至他国。
于是形成一种尴尬局面：所有人都清楚变革势在必行，但真正推动改革时，却无人愿意承担调整代价。拖延之下，工业复苏愈发遥不可及。
当制造业PMI长期徘徊于荣枯线下方，工业产出连续萎缩，企业破产数量攀升至多年新高，这已非短期波动所能解释，而是经济结构正在进行重新估值：其成本结构、生产效率、人口趋势与财政模式，均已无法适配当前全球竞争格局。
归根结底，欧洲的问题是一个数学公式的失衡：福利支出增速 > 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差额由谁填补？唯有借债、加税，或进一步侵蚀企业利润空间。三条路径皆非易途，且每一条都会反过来削弱工业根基。
讲到这里，话题不应止步于“欧洲怎么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汲取哪些启示。
首先，社会福利固然重要，但其可持续性的根本依托始终是坚实的产业基础与宽广的税基。脱离实体经济支撑的福利，终将沦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迟早难以为继。
其次，中国制造业今日的优势，不能简单归结为“劳动力便宜”。真正的护城河在于产业链高度整合、响应机制敏捷、工程实施能力强。若想持续巩固这一优势，就必须加大研发投入、主导行业标准制定、拓展高附加值产品线。否则一旦遭遇贸易限制或技术封锁，极易陷入被动局面。
再者，所有成熟经济体都需警惕“路径依赖”陷阱。欧洲并非不清楚问题所在，而是改革过程太过痛苦，利益阻力过于庞大。这也是所有发达社会共通的难题：当曾经的舒适区演变为沉重的成本区，你是否仍有勇气迈出转型的第一步？
欧洲制造业的寒意，表面上体现为订单流失、工厂外迁与企业倒闭潮，深层反映的是一套曾被广泛效仿的制度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亟需重新校准。
将责任推给外部竞争对手固然轻松，但真正艰难的任务，是在维持社会福利可持续性与增强产业全球竞争力之间，找到新的动态平衡点——这才是欧洲必须解答的核心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