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春，评衔委员会的材料陆续送到中南海。那段时间，各大军区正忙着补充档案、核对战功，一摞摞厚厚的履历表在灯下反复翻检，工作人员的眼圈常常熬得通红。就在这种紧张节奏里，一份只写着两字署名的文件悄然出现——“少将”。
翻到最后一页，毛主席看到熟悉的笔迹，忍不住停下钢笔，嘴角带笑。身旁警卫员好奇地探了探，只听主席轻声道：“这是受委屈了？”一句话，却把文件主人多年心绪点破。
文件的主人叫张广才。老红军出身，和王树声在红四方面军并肩多年。外界常拿他和王树声作比较，理由很直接：同一条战壕里滚过泥巴，一个成了大将，另一个却只有少将。差距摆在面前，难免有人替张广才鸣不平。
先聊资历。1927年，他参加黄麻起义；1932年，任红七十三师政委，师长正是王树声。再往后，红四军政委的头衔也落到他肩上。按照“大革命时期军级干部可评上将”的框架，这几条的确够分量。
战功也不弱。第三次反“围剿”时，他指挥三十团血战三昼夜，活捉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徐向前当场嘉奖。要说履历华丽，许多上将也未必比得过。然而真正影响军衔的，从来不只是早期功劳。
时间拉到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许多团以上干部南征北战。但张广才却被调去兵工厂，专职政治工作，研究教材，培养技术骨干。他的岗位重要，却缺少直接与日军较量的亮眼战报，这一点在后续评衔中显得尤为关键。
1942年以后，他体弱多病，疗养与学习占去大半时间。解放战争打响时，他只是吉北军分区司令员，主业围剿土匪、开辟兵站，行动范围比辽沈、淮海、平津那些决战前线要安静得多。错过大规模会战，也就少了能够“写进总评表”的数字。
对照另一位熟人——洪学智，差别就更直观。洪学智在新四军第三师、东野六纵、志愿军总部一路高歌，胜仗一场接一场，职务不断递升。评衔那天，战绩、军职、国际影响，全线占优，上将理所当然。
除了战场履历，1935年张国焘“南下”事件也给张广才留下阴影。当年他追随张国焘，两个月里反复游移。虽然后来彻底纠正立场，可“历史包袱”还是写在了档案里。军衔评定重视全面考察，这段记录无法轻描淡写。
授衔方案公布后，不少老战友为他抱不平，议论声传到京城。张广才自己没开口，只在向中央提交的文件上把姓名抹去，留下“少将”二字。那是一种沉默却又锋利的表达：既接受组织决定，又想让领导知道心声。
毛主席读懂了。批示写得简短，却意味深长：军衔维持不动，待遇比照中将。既肯定早年功劳，也遵循制度尺度。这道批语下达，评衔办公室很快调整了相关待遇，风波至此平息。
有意思的是，张广才对军衔并非耿耿于怀。拿到批示后，他很快投入武汉军区副政委工作，主抓后备干部培养。后来回忆这段插曲，他只淡淡一句：“组织咋定，就咋干。”从此再不提军衔高低。
若将目光放回1955年的授衔全局，数千名军官排列座次，注定不可能人人满足。钟伟、曾泽生等人同样感到“压级”，但大局需要稳定，评衔又必须量化。罗荣桓和彭德怀坚持“战功与职务并重”，在那样的历史节点，公平只有相对，没有绝对。
张广才的故事因此显得真实：辉煌与平淡并存，荣誉与遗憾交织。早年的浴血奋战值得敬佩，后期的岗位转换同样不可或缺。正因为各种岗位共同撑起了战争机器，才有了最后的胜利。毛主席那句玩笑般的“受委屈了”，其实也包含着对幕后功臣的理解与安慰。
如今翻看1955年授衔花名册，张广才的名字旁仍是“少将”。可在军史档案里，他同时享受中将薪级，成为那批特殊的“少将中将”。这条注解提醒人们：衡量一位老兵的价值，不能只盯着肩章上的星星，还得看看他为共和国默默做了多少并不耀眼却必不可少的工作。
或许，这正是那份只写“少将”二字的文件留下的最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