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2日傍晚，北京站的候车室里人声嘈杂，一位身材敦实的中年人夹着厚厚的文件袋，神情专注地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他就是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主任邵式平，刚从南昌乘火车抵京参加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距离解放军入赣整整十年，这位老将眼下急切想把江西的情况与中央领导面对面谈一谈。
列车一路北上时，邵式平脑海里翻来覆去的还是三件事：全省水利设施久修不成，南昌钢铁扩能卡在设备进口，赣南山区的赤贫问题迟迟未见起色。会议程序紧凑，他担心自己难以当面汇报，只好在心里盘算能否借别的机会见到毛主席。手头最顺的渠道其实是同乡汪东兴，但他犹豫：主动去找部队政委，会不会显得私人化？想来想去，邵式平决定把这个“小忙”请周总理帮一把。
第二天散会后，他快步追上周恩来的脚步，压低声音说：“总理，可否安排一下，我想向主席汇报江西情况。”周恩来停下身，半开玩笑地回了一句：“怎么不找你老乡汪东兴啊？他就在主席身边嘛！”一句话带着调侃，也透着关怀。邵式平憨憨一笑：“还是向总理开口名正言顺。”周恩来略一思忖，挥手示意司机把车开过来。
车子驶入中南海时已是黄昏，院落里梧桐沙沙作响。周恩来临时被另一个电话叫走，只得让邵式平独自下车。警卫员见下来的只有陌生人，立即核对身份。“我是江西邵式平，周总理就在前面。”话音未落，屋内传来熟悉低沉的湘音：“邵大哥来了？快进来！”毛泽东披着灰呢大衣，亲自走到台阶口迎客。
客厅的灯光并不耀眼，两把旧藤椅之间摆着简单茶具。毛泽东一边倒茶一边询问：“江西这几年变化大吧？”邵式平打开文件袋，依序汇报：南昌市道路延伸到15公里外的青山湖，新余钢铁试产出第一炉铁水，井冈山主峰公路已贯通到红军烈士陵园。他说到兴奋处，语速不自觉加快；毛泽东听得入神，不时追问数字：“全省耕地水浇率现在多少？”“六年来人均口粮提高了几斤？”邵式平信手拈来，一一作答。
有意思的是，两人很少谈成果背后的掌声，更多讨论的是不足。邵式平坦率承认：赣北石灰岩地区的旱情，每逢伏天照旧反复；萍乡煤矿扩产计划，因为运力紧缺拖了后腿。毛泽东点头：“要算大账，也要算细账。”他提议将赣江流域的中小水库分期分类治理，先保人畜饮水，再谈机灌。交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诚恳而紧凑。
短暂休息间隙，毛泽东忽然想起周恩来先前的调侃，笑着说：“以后有事别客气，汪东兴就在旁边，你们老乡见面方便。”邵式平回答：“主席放心，只要工作需要，一定多沟通。”一句承诺，引出后续多年两地之间畅通的信息渠道。
告别时已近深夜，灯光映出毛泽东在廊下挥手的身影。邵式平踏出中南海，凉风扑面，他脑子里却是一片热乎：主席对江西的期望已写在纸上，自己回去就得立刻落实。
火车南下的第四天，江西省委扩大会在南昌召开。邵式平先把与中央商定的“先水利、后工业”的顺序摆出来，然后补充一句颇具烟火气的话：“主席说了，咱们山多水多，但水多不等于水就够用，水要能管得住。”底下干部听得直点头。
自那以后，赣北修建中型水库九座，小型塘坝两千余口；城门山磷矿投产后，新余钢铁产量比1958年翻了两番；萍乡煤炭外运难题，则通过浙赣复线的提前完工迎刃而解。这一系列项目，大多在1961年前后落地，与那场深夜会谈不无关联。
可惜好景不长，1962年春，邵式平旧疾复发，住进南昌联勤总院。病榻上，他仍坚持让秘书把各县抗旱调度表拿来。医生摇头劝他休息，他摆手：“闲不住，听着数据才踏实。”到了1964年秋，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不得不交出日常文件批示权。省委同事常到病房汇报，气氛肃穆而低调。
1965年3月24日晨曦未亮，邵式平在南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五岁。靶向药物匮乏，加上超负荷工作，使他没能等到江西现代工业真正腾飞的那一刻。这位出身长汀红土地的老干部，用十年砥砺为江西打下了基础，也用一次向周恩来的求助，换来与毛泽东面对面的机遇，进而推动多个关键项目落地。人生轨迹至此收束，却留给后来者充足的脚印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