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凌晨四点半，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里还带着夜色。刚做完膀胱手术不到半年、年近七旬的周恩来批阅完一沓公文，放下钢笔，对随行人员说：“该出发了，外宾可不能等咱。”六点，车队驶出京城，目的地——山西昔阳大寨。陪同的，是来访的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夫妇以及外交部、农垦部的几位负责同志。
车轮一路翻山越岭。车厢里，周总理向外宾简单介绍：“那儿的农民靠自己的双手把荒山改造成粮仓，你们到了就明白什么是‘自力更生’。”随行翻译转述完，墨方总统低声感叹：“期待看看奇迹。”这一声感叹，为当日的行程埋下伏笔。
抵达大寨村口时已近中午，陈永贵早早候在路边，身后站着十余名社员。老陈抓住周总理的手，粗糙如砂纸的茧立刻被周总理察觉。“永贵，你们这里的风比上次吹得更猛啦！”一句幽默打破了长途奔波的疲惫。
按惯例，主人先摆上“老三样”——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粥、应时野菜。外宾起初以为还有“正式宴会”，却见总理率先端起土碗，“尝尝，这才叫中国农家最实在的饭。”咸菜里夹杂着辣椒的冲味，道道冒着热气。席间，周总理只吃了半个窝窝头，细心地用手绢包好，叮嘱身边警卫：“留给办公室的同志尝尝。”
饭后参观新修的机耕道。路面平整，钻天杨在两侧列队，风一吹沙沙作响。走到坡脚，陈永贵提议乘吉普上山。周总理摆手：“大寨的路是肩膀扛出来的，我还是靠两条腿。”他说着便扶着手杖迈步上坡。七百多米的虎头山，对常年劳作的社员不算难事，可对刚做完手术的老人是道坎。走出几百级土阶，额上汗珠渗出，脚步也慢了下来。陈永贵悄声道：“总理，要不歇歇？”周总理轻摆手，却又喊住快步领路的陈永贵：“永贵同志，等等我，给点力。”
陈永贵赶紧回身相扶。正在此时，一位面容黝黑、步伐干练的年轻女社员迎面走来，正是“铁姑娘”郭凤莲。她递过一瓢山泉水，爽朗地笑：“总理，先润润嗓子。”周总理接过水，端详着她，忽然问：“你学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寥寥十字，声音里带着考量也带着关心。
郭凤莲毫不迟疑：“学哩，天天学！”一口地道的晋中口音中透着自信。周总理追问：“有了成绩怎么办？”“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她答得干脆。周总理大笑，转身对外宾说：“看，这就是我们田间地头的干部。”短短对答，却把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四字，活生生展现。
对大寨，周总理并不陌生。早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就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副主席科列来此，第一次吃到窝窝头。那回，他在窑洞的土炕边跟陈永贵谈到深夜，叮咛“眼光再放远些”。两年后，又带越南总理范文同前来。彼时，他把剩下半块窝窝头揣进衣兜，说是“给身边同志尝尝劳动人民的味道”。
六十年代末，全国刮起“农业学大寨”之风，可真正走进大寨，才能体味那股硬拼劲。上世纪五十年代，狼窝掌坡年年滑坡，土石夹着洪水冲毁梯田。社员们立誓“向地要粮”。陈永贵领着全队，在没有外援、缺粮缺钱的情况下硬是把石坡垒成梯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亩产翻番，中央因此号召全国学习。
正是这种背景下，周总理三进大寨。外宾登顶虎头山那天，太阳偏西，山风卷着新修梯田的泥土味。周总理指着脚下层层梯田对墨西哥总统说，黄土高原年降水不到五百毫米，“可他们用水土保持法，把天上掉下来的每滴雨都留在地里。”翻译尚未结束，对方已竖起大拇指。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还有个小插曲。途中，周总理与一名戴草帽的青年握手后突然说：“你的手太嫩，莫非不是本地人？”青年愣住，答自己是县农科所的技术员。周总理笑着转向众人：“看，常年种地的手该是啥样，一摸便知。”这一玩笑，把众人逗得前仰后合，也让外宾对这位中国总理的细致入微赞叹不已。
参观结束时已近傍晚。夕阳下，村口鼓乐齐鸣，社员们唱起“咱们工人有力量”。车门关上前，周总理探身挥手。“还得再来！”陈永贵高喊。周总理微微颔首，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车队慢慢消失在黄土梁峁之间，只留下一串土烟与余晖。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在北京逝世。大寨人赶到首都时，灵车已过长安街，只能站在寒风里默默脱帽。后来有人问郭凤莲，当年那句“学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可曾忘记？她摇头：“听了就刻进心里，跟修梯田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干。”
大寨此后仍在黄土岭上延续着自力更生的传统，虎头山的石梯田也依旧静静卧在风口。那条周总理坚持步行攀上去的山路，如今已被雨水冲刷得更加平整，偶尔还能看见几块斑驳石头，上面隐约留下当年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