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春，北京西城区檐角还挂着残雪。中央档案馆一间灯光昏黄的小阅览室里，两名年轻馆员正翻检长征时期的原始文件。忽然，其中一人低声嘀咕：“奇怪，名单里找不到邓小平。”旁边的老馆员闻言一愣，合上卷宗，小声却肯定地说：“他老人家自己说参加过。”一句轻描淡写，却道出一桩已纠缠多年、至今仍偶有争论的往事。
要说这段公案的缘起，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58年11月3日。那天，邓小平、杨尚昆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陪同下重访贵州遵义会议旧址。时隔二十三年，木质楼梯吱呀作响，厅堂里尚存的锦窗棂影让人恍若回到战火纷飞的1935年。邓小平信步而行，指着房梁下那张旧桌子向随行人员介绍：“当年我就在那角落写记录，委员们就坐在这四周。”众人听得津津有味，唯独杨尚昆面露疑色，他很少听人谈起小平在场的旧事。
从遵义回到北京后，杨尚昆心里一直存着疑问。一天傍晚，他去中南海拜见周恩来，请教此事。两人对坐，茶香袅袅，杨尚昆开门见山：“总理，小平同志说他当年参加了遵义会议，还做会议记录。此事确否？他当时是什么职务？”周恩来摘下眼镜，沉吟片刻，缓声回答：“小平那时的确在场，他是中央秘书长，负责会议记录。”一句话，似乎就此盖棺定论。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1962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扩建，工作人员在核对与会者名单时，又为“小平是否参会”这个问题犯了难。此前，他们曾向中央档案馆索要原始材料，得到一份由陈云1935年手书的《传达提纲》。文件中罗列了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另加一、三、五军团主要领导，却未见邓小平的名字。档案馆特别注明：“仅供参考”。这几个字，本意是提醒材料尚存不足，偏偏又给了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间。
馆里人越讨论越迷糊。工作组决定求教于时任贵州省省长、老红军李立。李立到现场听取情况，挥手一句：“本人说参加，就没错！传下去，在墙上挂照片。”一句贴近泥土味儿的“板上钉钉”，让邓小平的照片终于出现在展厅。然而，有意思的是，当年“文革”风浪起时，这张照片又被某些人悄悄摘下，理由无非还是那句：“名单里没有他”。
1973年盛夏，邓小平在北京医院探望一位老战友。对方担忧地提起外界的种种非议。小平摆摆手，露出淡淡笑容：“参加就是参加，没参加就是没参加。我这辈子的路已经够曲折，何必给自己贴金？”寥寥数语，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却也让人感到他对历史的尊重。
回到史料本身。为什么《传达提纲》会出现遗漏？研究者普遍认同两种解释：其一，陈云当时写的是“提纲”，核心是记录会议要点，而非完整点名；其二，以职务论，小平彼时虽任中央秘书长，却非政治局委员，极可能被视为“列席”人员，故未列入主要名单。还有证据来自邓颖超和刘英的回忆。邓颖超曾说，1934年底她身体欠佳，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接替她的秘书长工作。刘英则回忆，1935年4月自己奉命接班，毛泽东对她解释：“小平上前方了，他更适合在一线发挥作用。”多份口述交叉印证，小平在遵义前后确为中央秘书长。
秘书长具体干啥？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得明白：整理会议纪要、起草命令、归档文件、收发信件，乃至生活警卫杂务，一手包揽。长征途中，打仗易，留下完整文字却难。恰是这样的位置，让小平坐在了那张小桌旁，记录下改变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末，小平在贵州的那次现场讲解，除了提到“角落里的座位”，还特意指出会议室后墙悬挂的那幅川西地图，说明当时中央已经在琢磨“向四川靠拢”这一战略。细节之丰富，普通参观者断难凭空捏造。再联想到距遵义会议不过三十多年，主要当事人多仍健在，没有任何人公开否认其在场，这份证词的可信度自然不低。
史家研究常讲“存而不论”，但对普通读者而言，总希望有一个结论。鉴别历史真伪，无非三条：当事人回忆是否自洽；相关人员是否反驳；档案材料是否存在解释空间。从这几点看，“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兼具口述与情境双重支撑。
有人追问：如果真参加，为何官方文件几十年未明文写入？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史修订就坚持慎之又慎的原则。许多机要细节，直到相关同志离世后才逐步解封。再说，会议记录本就是临战实录，人员流动频繁，一份纸质文件的片段缺失，并不稀奇。
1984年10月26日，北京饭店灯火璀璨。杨尚昆设宴招待来华采访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席间，客人抛出的问题直指要害：“遵义会议究竟有谁参加？邓小平在场吗？”杨尚昆会心一笑：“参加过。”随后，他把当年与小平携手重访遵义的见闻和那次向周恩来求证的经过娓娓道来。这个回答，也被索尔兹伯里写进了他的书中。
此后，尽管学界偶有讨论，主流观点逐渐趋于稳定：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列席遵义会议，并承担记录工作。对许多关注长征史的读者来说，这一结论也许并非惊天秘密，却折射出研究历史的不易——档案的缺佚、回忆的偏差、政治风云的波动，都可能让某个简单事实被尘封、被质疑，甚至被歪曲。
再回望那间老旧的阅览室，尘埃在灯泡下静静飘浮。小小纸片，承载大时代的重量；一笔一画，也暗藏命运的转折。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驶向新的航线，被历史记录、被口碑传承、被质疑考证，终究走向清晰。或许，这正是研究者一遍遍翻检档案、一而再向老人求证的意义：让线索拼合，让真相落定，让后人得以洞见当年的抉择、人物的担当。
今天，一张泛黄的速记本仍静静躺在档案柜深处，封面角落写着“1935·遵义”。纸页边缘微卷，墨迹略淡，却能分辨出工整的法文夹杂中文批注——那是小平最熟悉的书写方式。这样的实物，比任何口号都来得沉稳有力：风云激荡之际，一位三十岁青年，靠着笔和耐心，为历史留底。
真相并非传奇，而是一枚枚细小证据串起的链条。它或许不够戏剧化，却足够坚实。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事实，便这样在档案、回忆与实地勘验的多重印证中被一层层揭开，最终显影在人们的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