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深秋，北京西郊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中央军委机关里，一份关于“新设大军区领导人选”的初步方案在几张小桌之间来回传阅。纸张很薄，名字却沉甸甸。南京，这座刚刚从战火中复甦的古都，被列入十二大军区中最要紧的序列。谁来坐镇，成为议论的焦点。
彼时的南京，除新生工业外，更兼沪、杭、宁、福广阔的海陆门户，兵家必争。前身三野部队大都驻扎在江南一线，战功赫赫的四大兵团司令陈士榘、宋时轮、叶飞、王建安，自然被反复提起。可半年后，中央公布的名单却写上了许世友三字。会场一阵低声哗然，议事记录甚至停了几秒才继续。
很多人没想到，陈毅和粟裕已提前被排除。原因不复杂。1954年初，陈毅赴国务院担纲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外交，那正是新中国打开国际空间的关键。当时的粟裕升任总参谋长，调度全军，与单一军区的事务相比，层级与广度更大。两位三野灵魂因此自动缺席竞争。
一次内部座谈上，毛主席慢条斯理地问粟裕：南京军区，谁能挑担？粟裕提了“四虎”：陈士榘、宋时轮、叶飞、王建安。几位都在三野出将入相，战士们耳熟能详。主席没表态，只抽了口烟。事后陈毅也写了同样倾向的说明。案头文件上，多了两页手稿，却改变不了最后的决定。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耐人寻味。工程兵需要陈士榘留下，他正在主持桥梁、筑路、爆破的成体系改建；福建骤然紧张，叶飞坐镇省委，被要求兼顾沿海安全；王建安突发胃疾，连续住院，难担繁重军区日常；宋时轮虽强悍，却刚接手野战军调整训练，短期不宜再动。四人都动不得。
由此空出的位置，许世友进入视线。论学历，他只在武当山练过拳；论说话，往往直来直去，连标点都省；许多干部私下笑称他“大老粗”。可几个核心优势不容忽视。
首先，硬仗多。济南一役，许世友拖着伤腿，亲赴前沿，给火力网开口子。战斗只打了八昼夜，十七座城门全部攻破。后来毛主席评价：“鲁中鏖战，不在久，贵在准。”那句“准”，点的就是许的指挥。
其次，人脉杂。三野与华野彼此交织，红四方面军系和新四军系时常理念不同。许世友红四方面军底子深，却在山东与新四军长期并肩，既压得住，也合得来，再合适不过。
第三，性格直。山头主义在大军区最易滋生。毛主席一贯警惕成帮结派。他要的，是肯硬顶、无私心、对中央绝对服从的主官。许世友曾因言过激被关禁闭，主席却为他担保。许把这份信任当命，一声令下，从无二话。
1955年3月14日，周总理和彭德怀发布命令：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张震任政委。文件贴上灯箱，仅半天，传遍沿江沿海。军区机关大楼里，有人惊呼，也有人释然。
“山头不能大。”主席在另一场碰头会上轻轻放下一句。话不多，分量够。外界猜测，许能镇得住三野老部队，更能隔断内部可能出现的封闭圈子。
录用生效后，许世友从合肥驱车赴南京。一路上，他让司机停下三次，跑到池塘边用冷水洗脸，整整纳闷：“老子拳脚厉害，总不会写报告，这司令担子可不轻。”抵达军区的那个黄昏，他只说了两句：“枪听我指挥；我听党中央。”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笑而不语。
有人担心他粗线条。事实上，许世友对上海、南京沿江防线实施了系统化分层管理：沿海警戒、江面火网、陆上机动，三线互补。1958年福建局势骤紧，他抽调精干力量增援叶飞，作战方案仅用三天敲定。会后，他在地图上划出三条曲线，标记“敌可能路线”“我预判火线”“后备方向”。参谋们戏称“许体字”，却佩服精度。
1966年至1973年，南京政治生态急骤恶化。几股思潮卷来，造反派扬言要“接管军权”。许世友态度硬得出奇：“部队姓党。”有人夜里在司令部外涂写标语，第二天全被擦得干干净净。军区保持相对稳定，上调干部得以安心工作，这一点后来多有回忆资料印证。
1973年，中央另一纸命令把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十八年南京岁月，他没有离开过前沿岗位。军史研究者统计，南京军区在这一时期完成沿海防御工事八百余处，野战部队常年满编，训练天数居各区前列。指挥部留存的电文里，许世友批示简短，常见“打”“守”“调”三字，极少空话。
回头再看那张1953年的候选名单，四位兵团司令各司其职，在各自舞台继续发光。许世友的崛起，并非偶然，更像一次针对现实条件的精准落子。权威学者曾在研讨会上感叹：天平稍有偏差，华东战线的掌舵风格或许全然不同。不得不说，历史很会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