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邓副主席,我有个不情之请,想给家父修个坟。”

1981年,安徽安庆的一个老旧筒子楼里,一封信被投进了绿色的邮筒。写信的人手有点抖,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

这封信能不能寄到北京?寄到了会是个什么结果?会不会不但事儿办不成,反而又惹来一身麻烦?

谁也不敢打包票。

但这封信,却是实打实地寄出去了。写信的人叫陈松年,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名字曾经响彻中国,后来却连墓碑都不敢刻真名的陈独秀。

大家可能觉得,给长辈修个坟,这不就是家里的私事吗?至于这么提心吊胆的吗?

这事儿吧,要是放在普通人家里,那也就是买两袋水泥、雇几个工人的事。但放在陈家,那还真就是个天大的难题。要知道,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陈独秀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必须要回避的“雷区”,碰不得,摸不得。

陈松年这辈子,那是真苦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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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得倒回到1947年。

那时候,陈独秀已经在四川江津病逝五个年头了。陈松年想着,父亲临终前交代过,以此地为家,但也想落叶归根。于是,他咬了咬牙,凑了点钱,雇了一艘小木船,载着父亲的灵柩,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路把棺材运回了老家安庆。

这一路上,那是真不容易。

兵荒马乱的年月,江面上也不太平。陈松年守着那口楠木棺材,心里头那个滋味,估计比黄连还苦。好不容易到了安庆,下葬又成了大问题。

把你父亲埋哪?埋了敢立碑吗?

那时候的局势,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那边盯着,共产党这边当时也没法公开祭奠。陈松年心里盘算来盘算去,最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心酸的决定。

他在安庆北门外的叶家冲找了块地,把父亲给埋了。

但在立碑的时候,他没敢写“陈独秀”这三个字。

他让石匠在碑上刻了“陈乾生”三个字。这是陈独秀当年考秀才时的名字,除了家里人和极少数的老乡,外人根本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旗手。

这一招,说白了就是“隐姓埋名”。

一个在近代史上把天都捅了个窟窿的大人物,死后竟然要靠改名换姓才能在地下睡个安稳觉。这事儿说起来,是不是觉得挺荒唐,又挺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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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十年里,陈家去上坟都得偷偷摸摸的。

不敢大张旗鼓,不敢烧纸放炮,就是趁着天还没大亮,家里几个人悄悄摸上山,拔拔草,添把土,然后赶紧走人。周围的村民只知道这坟里埋了个姓陈的读书人,谁能想到,这里头躺着的,是那个在北大红楼里振臂一呼的“总司令”?

这就像是把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硬生生地给埋进了土里,还得压上一块不透气的石头。

02

日子要是就这么一直憋屈着过,陈松年估计早就撑不住了。

但这中间,还真发生过一件让他稍微暖心点的事儿。这事儿的主角,是毛主席。

1953年,毛主席坐着军舰视察长江,这一路就到了安庆。

那时候的安庆,虽然也是个老省会,但确实破败了不少。毛主席站在船头,看着岸边的景象,突然就想起了那个曾经对他影响巨大的“老上司”。

主席转过头,问当时安庆地委的负责人,说陈独秀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吗?

这地委书记估计也是没准备,稍微愣了一下,赶紧汇报说,还有个儿子叫陈松年,现在在窑厂里干活,烧砖呢。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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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那是陈独秀的儿子,以前好歹也是书香门第出来的。结果呢,为了养家糊口,快五十岁的人了,在满是灰尘的窑厂里搬砖头、烧窑。那日子过得,基本上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穷得叮当响。

毛主席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他那个人,念旧。他跟身边的人说,陈独秀虽然在后面犯了错误,但他那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那是实打实的烈士,是为了革命牺牲的。这一家子,对革命是有功劳的。

紧接着,主席就交代了一句:生活上有困难,地方上要给点照顾。

就这一句话,陈松年的命运算是有了个小转折。

当地政府接到指示,办事效率也挺高,立马核实了情况,决定每个月给陈松年发30块钱的生活补助。

咱得说道说道这30块钱。

在现在看来,30块钱也就是一杯咖啡钱,掉地上可能都没人捡。但在1953年,那可是一笔巨款。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二十来块钱,这30块钱,足够陈松年一家老小买米买面,把肚子填饱了。

这不仅是钱的事儿,这是个态度。

当工作人员把这30块钱送到陈松年手里的时候,这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手都在抖。他一辈子没求过人,也没占过谁的便宜,但这笔钱,他是真需要,也是真感动。

据说,陈松年当时没多说话,就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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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在安庆当地传开了,周围邻居看陈家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原本以为他们家是“黑五类”那种,结果连毛主席都关照,看来这风向也不是完全一边倒嘛。

但这只是解决了活人的吃饭问题。

死人的住处问题,还是个大麻烦。

03

时间一晃到了70年代末。

那座刻着“陈乾生”的孤坟,在叶家冲那个山坡上,基本上已经快要消失了。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再加上那是特殊的十年,大家都懂的,没人敢去维护那个坟。

原来的墓碑,早就不知道被谁给拔了,可能被扛去铺路了,也可能被拿去盖猪圈了。整个墓地被荒草淹没,甚至有农民在旁边开荒种地,那锄头挥得,眼瞅着就要把这土包给铲平了。

1980年,形势开始变了。

安庆市文化局的领导想起来这茬,觉得这好歹是个历史名人,不管怎么评价,人总得有个地儿吧。于是,他们联系了陈松年,说咱们上山去看看,把墓地给确认一下。

陈松年带着几个子女,还有文化局的干部,一行人往山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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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上山,所有人都傻眼了。

满山的荒草长得比人还高,密密麻麻的杉树林子遮天蔽日。陈松年年纪大了,腿脚本来就不好,他在林子里转了好几圈,急得满头大汗,就是找不着当年的那个位置。

这也难怪,三十多年了,地形地貌早就变了,连个参照物都没有。

那一刻,陈松年心里那个绝望啊。

父亲这一辈子轰轰烈烈,最后要是连个尸骨都找不着了,那他这个当儿子的,到了地下怎么去见列祖列宗?

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救星来了。

他们找来了当年帮陈松年抬棺材下葬的一个老农。这老农虽然年纪大了,但记性是真好。他拿着旱烟袋,在林子里转悠了一会儿,扒拉开一堆烂泥和杂草,指着一块稍微凸起的地方说:“就在这儿!”

大伙儿半信半疑,拿铁锹把土层扒开。

这一扒,还真就在下面看见了一块木头角。

那是楠木棺材的一角。

得亏当年陈松年虽然穷,但在父亲的后事上没含糊,咬牙买了口上好的楠木棺材。要是换了普通的薄皮棺材,在那潮湿的土里埋了三十多年,估计早就烂成泥了,连骨头渣子都找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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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是找到了,但就是个土堆。

看着那个几乎被平掉的小土包,陈松年心里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是自己哪天走了,这坟以后谁还知道?谁还来管?

必须得修。

但怎么修?以什么名义修?这又成了摆在面前的一道坎。

04

1981年,也就是距陈独秀去世快40年的时候。

机会终于来了。

那时候,北京那边传来消息,中央正在搞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陈松年天天盯着报纸看,他隐隐约约觉得,父亲的事儿,可能有戏。

但是,修坟得要钱,更要政策。私自修那是肯定不行的,搞不好还得被扣帽子。得上面点头才行。

陈松年跟家里人商量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决定,壮着胆子,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一封信。

为什么给邓小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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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邓小平和陈独秀也是有渊源的。当年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那是响应“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这个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不就是陈独秀吗?再说了,邓小平那时候主抓实事求是,这事儿找他,准没错。

信写好了,内容其实很朴实。

陈松年也没在信里诉苦,也没喊冤,更没要求给父亲恢复什么名誉、党籍之类的。他就实实在在地说了现在的困难:墓地快没了,希望能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稍微修缮一下,给后人留个念想。

这信寄出去后,陈松年这心里,那是七上八下的,跟吊桶打水似的。

毕竟父亲的身份太特殊,那是犯过大错误被开除党籍的人,上面能答应吗?会不会石沉大海?或者会不会被驳回来骂一顿?

结果,邓小平的反应比所有人想的都干脆,都利落。

邓公看完信,也没开会研究个三天三夜,直接就在信上作了批示。这批示特别有水平,咱们得好好品品。

批示的核心意思就这么几条:

第一,陈独秀的墓,要作为历史文物来保护。

第二,修缮的钱,不用中央出,让安徽省地方财政拨款。

第三,墓碑怎么写,要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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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太绝了。

大家细想一下,“历史文物”这四个字,分量有多重?

这就意味着,咱们不谈政治定性,不谈功过是非,就谈历史。既然陈独秀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那他的墓就是文物,保护文物,那是理所应当的,谁也挑不出毛病。

而且让地方出钱,既给了面子,又合情合理,还避免了中央直接拨款可能引起的过度解读。

这不仅仅是修个坟的事儿,这是给了一把尚方宝剑。

05

有了邓小平的这几句话,这事儿办起来就跟开了挂一样。

安庆市政府接到批示,那是相当重视,立马行动。

财政那边也没含糊,直接拨了2万块钱。

咱再算算账。1981年的2万块钱,那是什么概念?那是名副其实的巨款啊!那时候盖个小楼房才多少钱?这笔钱拿来修个坟,那绝对是大手笔,修个烈士陵园都够了。

工程队很快就进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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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那堆荒土重新清理,用水泥砌成了圆形的墓冢,四周还铺了草坪,种了松柏。还专门修了一条通往墓地的石板路,方便以后有人来祭扫。

但最关键的,还是那块碑。

以前是偷偷摸摸刻“陈乾生”,现在既然要正大光明地修,那该刻啥?

这事儿当时还真引起了一番讨论。

有人提议写“陈独秀同志之墓”。马上有人反驳:不行啊,他后来退党了,也被开除了,能不能叫同志,这事儿还没定论呢。

那有人说写“陈独秀先生之墓”?又觉得显得太生分,毕竟他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还有人说,是不是要把以前的头衔加上?什么教授、总书记之类的?那更不行了,那些都已成过往,而且容易引发争议。

最后,还是按照邓小平的那个思路,回归历史本来面目。

定下来,就刻五个大字:陈独秀之墓

这五个字,选得太好了。

没有“同志”,因为历史有遗憾;没有“先生”,因为不需要客套;也没有头衔,因为那些都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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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五个字,最纯粹,也最有力。它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历史符号。

1982年清明节,焕然一新的墓园正式对外开放了。

那天,陈松年带着全家人来到了墓前。看着那气派的水泥墓冢,看着那块高高耸立的墓碑,看着上面终于刻上的“陈独秀”三个大字。

这老爷子,站在那儿,摸着那冰凉的石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心里那块压了三十多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这一次,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大声告诉所有人:这里睡着的,是我的父亲陈独秀,他回家了。

从那天起,安庆的这座独秀园,就成了人们凭吊历史的一个去处。没人再去纠结那个假名字,大家记住的,只有那个真实的、复杂的、又无法被抹去的陈独秀。

结尾

陈独秀这一辈子,那是真叫大起大落,从“总司令”到阶下囚,再到凄凉病逝。

谁能想到,他身后的这份安宁,竟然是靠着几十年后的一纸批示换来的。

现在你去安庆独秀园,看着那气派的墓地,再想想当年那个连名字都不敢刻的土堆,这心里的滋味,是不是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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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啊,历史这东西,就像这墓碑上的灰尘,风一吹,该露出来的真容,迟早得露出来。只要你真为这个国家出过力,老百姓心里都有数,时间也替你记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