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据央视新闻和新华社报道，昨天（1月16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表面上看是“老话题”，但这次会议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会议提出要强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执行，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持续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深化“一表通”建设，进一步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并首次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制定政策、出台文件、部署任务等要做好与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抓实本系统本领域整治” 。
治理的“手术刀”首次明确、系统地指向产生形式主义的顶层机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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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工作已持续多年。
回溯至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将该年确立为 “基层减负年” ，开启了系统性整治的序幕。
随后的几年中，中央每年召开专项会议，重点聚焦于控制文件会议数量、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具体问题。然而在实践中，一些顽疾并未根除，反而以新的形态出现。
长期以来，基层减负工作多聚焦于为执行末梢“松绑”，而此次会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敢于对决策中枢的运转逻辑进行“手术”。
“对上动手术”的核心体现，是会议首次将“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作为刚性要求，置于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决策流程中。这意味着，任何政策、文件、任务在出台前，都必须通过“减负影响”的体检，从源头上杜绝“部门出政策，基层兜责任”的旧循环。
这不仅是程序上的创新，更是治理哲学的根本转变。它承认，基层的“表哥表姐”、“会海奔波”，其病灶往往不在基层自身，而在于上级部门各自为政的指标体系和“以文件落实文件”的路径依赖。
会议提出树立“重显绩又重潜绩”的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正是要从指挥棒上扭转“对上负责”多于“对下负责”的惯性，引导各级干部直面真问题、破解真难题。
浅见以为，2026年的这次会议，从“对下提要求”到“对上动手术”的里程碑式迭代，意味着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正迈进一个以制度性减负为核心的新阶段。
会议部署不再满足于减轻表面的“体力消耗”，而是直指驱动基层行为的深层制度逻辑与激励约束机制，力求从根本上降低治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会议明确要“常态化开展核查通报”，中央层面已累计通报多批典型问题。这种持续的、公开的监督，已形成较为强大的震慑效应，推动“不敢”也“不能”的氛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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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此次会议最根本的转变，在于其治理哲学的迭代。它系统性地将问责焦点和改革压力，从基层执行端逆向传导至政策决策端。
“减负一致性评估”机制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在源头进行自我审查，预估其决策可能加诸基层的负担，相当于在官僚体系的“政策生产流水线”上安装了强制性的“减负滤网”。
与此同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和“重显绩又重潜绩”的要求，表面是考核基层，实质是考核上级部门的考核能力与治理水平。这迫使上级必须优化指挥棒，从根本上抑制了催生“应试式”应对的冲动。
而破解“小马拉大车”与明确基层权责清单，则是为基层修筑了制度“防洪堤”，从法律层面否定了上级部门无限制向下摊派任务的合理性，为基层拒绝“无限责任”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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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时代，形式主义也披上了“技术的外衣”。“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成为基层干部的新痛点——无数政务APP、微信工作群、在线表格和打卡系统，让干部困于“数字牢笼”。
会议特别强调“持续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并点明要“深化‘一表通’建设”，这精准地指出了治理的关键：不是否定技术，而是矫正技术的异化使用。
“一表通”的建设思路，正是“对上动手术”在数字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旨在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基础数据一次采集、共享共用，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上级部门能否摒弃数据私有的旧观念，实现真正的协同。
这本质上是一场用“技术赋能减负”对抗“技术异化增负” 的变革，要求上级部门首先清理和整合自身下发的数字工具，是对其工作方式的直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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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权小责大”是基层治理的典型困境。各种临时任务、专项工作、 “一票否决”事项层层下压，导致乡镇街道不堪重负，“小马拉大车”问题突出。
会议明确提出要“用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这意味着基层的权责边界将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清晰界定。任何超出清单范围的额外任务，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都将受到审视。
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权责对等、资源匹配的现代治理关系。上级部门若想下达新任务，就必须同步考虑授权和资源的下沉，从而在机制上抑制了随意加码的冲动。
清单的制定与落实，将是观察此次会议精神能否落地的重要窗口。它不仅是基层的“免责盾牌”，更是倒逼上级部门科学决策、精细管理的“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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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顶层设计周密，但历史的经验表明，形式主义具有顽固的反复性和变异性。真正的考验在于，这场“对上动手术”的自我革命能否被刚性执行，穿透官僚体系的层层惯性。
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条块矛盾”。中央部委（条条）的垂直指令与地方（块块）的统筹减负可能产生冲突。“减负一致性评估”能否在所有“条条”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将决定源头防控的成败。
其次，需警惕负担的“隐形化”与“数字化”转移。明文负担易减，但来自上级的“工作提示”、“高度重视”等非正式压力，以及过度依赖数字留痕的新考核方式，可能成为新的负担源泉。
最后，也是根本性的挑战，在于政治生态与文化的深层转变。只有当“重潜绩、利长远”的干部真正得到褒奖重用，当搞“形象工程”和“数据造假”的行为彻底失去市场，新的治理逻辑或才能稳固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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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不再仅仅是减轻基层的负担，更是一场重塑上下级权责关系、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层改革。
当政策的源头得到净化，考核的指挥棒指向实绩，技术的赋能回归本位，基层干部才能真正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将时间和精力奉献于推动发展和服务人民。
这场始于作风建设的变革，其深远意义在于，它正力图构建一个更高效、更负责任、更贴近现实的现代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期盼，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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