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不止一次地复盘，认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犯下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没有在1949年到1950年初，集中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全部主力，一举解放台湾。
1949年秋，主席站在北京中南海的窗前，望着初冬的天空，沉默良久。
他刚刚从前线收到了华东局的回电，粟裕已准备好八个军，船只、地图、水文、兵力部署一应俱全，只等中央最后一声令下，就要横渡台湾海峡，完成统一大业。
那是他一生中，离彻底统一中国最近的一刻，可这一刻，最终还是与他擦肩而过。
几十年后，主席在一次与老战友的谈话中低声说了一句：“我们最大的错误，是没在1950年前，把二野、三野的主力一起拉到福建，把台湾拿下。”
这句话，是悔恨，是反思，也是历史的警告。
1949年5月，上海即将解放，蒋介石已决定将“中华民国”的最后一张牌押在台湾。
主席非常清楚，台湾不是一个省的问题，它是一个棋局的关键落子，比起西藏、海南，台湾的战略意义更大，一旦放过，后患无穷。
他没有放过，很早就开始部署，命令粟裕准备作战，华东局成立“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甚至连台湾省委书记的名单都排好了，一切都在进行中，一切都在为那一战蓄力。
可时间，没能等他们。
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干涉台湾问题，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短暂的战略真空。
这是主席最接近成功的时刻，国民党在台湾的军队尚未恢复元气，岛内秩序混乱，士气低落，美军尚未介入，情报显示，蒋介石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撤离台湾。
粟裕的方案已经准备好，八个军，分三路渡海，解放军部队已在福建沿海集结，舟山、海南相继被攻下，连金门也在作战计划之内，只要出发，台湾将无力抵抗。
可就在此时，朝鲜半岛突然爆发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两天后，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地位未定”，一纸命令，锁死了海峡两岸的军事博弈。
局势变了，再不调整，就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了，是全国安全的问题，主席当机立断，调集攻台部队北上，组建东北边防军，转向抗美援朝。
金门之战也因此草草收场，第九兵团未能全力投入，最终付出惨重代价。
主席不是没有决断力的人，恰恰相反，他是那个时代最果敢的战略家，可惜，历史总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停顿。
主席晚年多次复盘这段历史，1965年，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当时我们太谨慎了，若是把粟裕的计划全力推进，台湾今天就不是问题。”
他不是在责怪谁，而是在反思一个系统性的失误：中央调兵太过分散，二野去了西南，三野要守江南，粟裕孤军难发，最终错失良机。
1975年，主席身体每况愈下，在一次与李先念的谈话中，他再次提到台湾：“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遗憾，中华民族的统一，不能再等太久。”
那天他提到了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说：“我走了以后，如果台湾回来了，你们记得告诉我一声。”
这不是诗意，这是沉甸甸的政治遗嘱。
1950年初的那段时间，确实是解放台湾最好的窗口。
彼时美国尚未出手，台湾尚未固守，解放军士气正盛，海军、空军虽弱，但并非毫无胜算，朝鲜战争尚未爆发，苏联也在观望，并未明确反对。
但主席所要面对的，不只是军事问题，他要考虑全国稳定，要兼顾西南战局，要处理苏联关系，还要防范美国动向。
他知道，一旦失败，不仅中国统一无望，连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可能被彻底摧毁。
这种复杂的判断，有时看似保守，实则是高风险中的稳中求胜。
可历史是残酷的，现实从不奖励“差一点”的努力。
1950年之后，台湾的局势迅速变化，美国重新部署第七舰队，援助台湾军队，蒋介石在岛内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
主席晚年再次提起时，已是1976年，这一年，他在卧病中仍关心台湾问题，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亲手解决这道难题。
台湾问题最终成为主席政治生命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机会，而是因为这个机会太短暂，太复杂，代价太高。
他不是没有魄力，而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没有做好打一场全面海战的准备。
主席不能预知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不能控制美苏之间的博弈，他能做的，是在战略与现实之间，做出一个最稳妥的选择。
可谁都知道，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七十多年未解的两岸分离。
回头看那段历史，最令人动容的不是主席的计划有多周密，也不是解放军当时的战力有多强，而是那个错失的窗口期，在历史长河中如此短暂，如此致命。
主席其实并不怕失败，他怕的是失败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动荡、被外部势力操控的循环。
所以他选择了等待，选择了朝鲜，选择了放弃那场原本可以赢的仗，这才是他晚年最揪心的遗憾。
主席的遗憾，是战略家的遗憾，是时代的遗憾，更是我们今天理解国家统一问题时，不容忽视的背景。
统一，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次次在正确与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