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说要给你涨工资，这或许是最危险的好消息。8.5亿劳动者增收、2.4亿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1270万大学生就业要解决，2025年底中央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列为首要任务，政策逻辑彻底转变——不发消费券刺激花钱，而是要重新分蛋糕。可分蛋糕从不是请客吃饭，你多拿一块，就有人少拿一块，谁来付账、付账的人认不认，才是真正悬念。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因为老路已彻底走不通。2025年数据显示，GDP增速约5%，出口顺差1.0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表面光鲜，拆开看名义GDP增速仅4%左右。物价下跌、企业利润被压缩、工资涨不动，一边货物拼命外销，一边国内消费疲软，居民消费率仅39%，远低于美国的68%，差了近30个百分点；储蓄率高达45%，大家存钱不敢花，房贷、教育、医疗、养老四座大山压身，谁又敢乱花钱？
内需起不来，表面是不敢花，根源在分配出了问题。过去20年，财富分配严重偏向资本与资产。2005到2025年，房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有房者躺赚，无房者拼命打工仍追不上房价，资本回报远跑赢劳动回报，这才是内需疲软的核心原因。
过去投资+出口的模式已走到尽头：外需不可控、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房地产熄火，唯一出路是做大内需，而内需的根本在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所以中央目标很明确：收入随GDP涨、工资随劳动生产率涨、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听起来很美好，可钱从哪儿来？天上不会掉钱，老百姓增收的钱总得有人出，这是增收计划最核心的博弈点，四条路径各有代价，总要有人出血。
第一条，政府财政直接买单，涨养老金、增转移支付、发补贴，最直接易操作，可如今地方财政多已入不敷出，部分县级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10.3万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7万亿，再加码会扩大赤字、加重债务，这笔账终要未来纳税人承担，或靠通胀让全社会分担，本质是把账挂到未来，最终埋单的还是老百姓。
第二条，让企业涨工资，提最低工资标准、推工资集体协商，提升劳动报酬初次分配占比，方向虽对但现实骨感。2025年工业品出厂价格跌2.6%，企业利润薄如纸，涨工资可能倒逼企业裁员缩编，或迁厂东南亚，成本上涨最终受伤的还是打工人；更关键是，谁监督企业落实涨薪，文件到基层会不会变形，都是未知数。
第三条，让资本让利，反垄断、限资本无序扩张，要求平台企业分超额利润给小商户和骑手。这两年国家对互联网平台、金融机构监管收紧，逻辑上没错，垄断收割的超额利润本就该反哺产业链，可资本有脚，监管过严易引发外流，当下外资流出压力、民营企业家信心问题，大家都有感受；资本让利的度如何把握，是极微妙的平衡。
第四条，存量资产再分配，靠房产税、遗产税调节财产性收入，理论上最能解决贫富差距、释放消费潜力，让多套房者多缴税、减轻普通人负担，可这条路最难走。有房有钱群体恰恰话语权最强，动他们的蛋糕阻力巨大，房产税喊了多年仍在研究推进，足见其难度。
四条路皆有代价：政府买单恐引债务危机，全民埋单；企业买单恐引发失业潮，打工人遭殃；资本买单恐致资本外逃，经济失血；存量再分配恐遭既得利益者强烈反弹。
更关键的是，就算挤出钱，能否真正到老百姓手里？2026年将降准降息扩赤字，钱放出来却遇企业不敢投、百姓不敢花，只能在金融系统空转，要么吹大资产泡沫，要么推高通胀，本想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可能拉大。
增收政策本质是一场博弈，不是经济问题是分配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共识问题，成本必然转嫁某一群体，转嫁过程会滋生新矛盾。痛苦分配公平，各方均摊，社会共识能维持，转型就能成功；若分配不公，有人拼命付账、有人坐享其成，就会出现消极对抗，政策终将失灵。
历史有成功案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人均GDP1.2万美元（和我们当下相近），面临财阀垄断、银行坏账、企业高负债、内需不足等类似问题，韩国壮士断腕：五大财阀之一大宇直接破产无兜底，银行或售外资或重组，政府从下场操作转定规则，让市场优胜劣汰。改革阵痛让经济一度萎缩5.7%，但大家觉得公道——财阀、银行股东都在亏钱，非百姓独扛，众人咬牙共渡，次年GDP反弹10.7%，2024年人均GDP达3.6万美元超日本。
再看日本，转型期护着大企业大银行，该破产不破产、该改革不改革，苦活累活全压普通上班族，百姓心生不满消极对抗，硬生生拖成失去的30年。同样阵痛，结局天差地别，核心在代价是否分的人心服口服。
回到最初的问题，2026年中国经济怎么走？
答案不在宏观数据里，而在这场博弈结果中。增收计划成败，关键在“痛苦分配”四字。分的公平，社会形成共识，改革推进，中国经济能走出新增长曲线；分的不公，消极对抗与政策变形频发，终将一地鸡毛。
过去40年，我们靠做大蛋糕完成原始积累；未来10年，必须学会分好蛋糕，否则再大的蛋糕也撑不住。这场谁来付账的博弈里，没人是旁观者，你的工资、房子、养老金，都取决于博弈结果，这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