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黄埔一期的名将，蒋介石跟前的大红人，最后把枪口顶在了自己的脑门上。
这事儿，搁谁都想不通。
但对宋希濂来说，1949年12月19号那天，在大渡河边上，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身后是冰冷的河水，眼前是黑压压的解放军，手底下那点残兵败将，连个像样的阵型都摆不出来。
他闭上眼，准备给自己一个军人式的了断。
可枪没响。
他那个警卫排长，手快，一把就攥住了他的胳膊。
就这么一耽误，解放军冲了上来。
叱咤半生的“鹰犬将军”，就这么成了俘虏。
他后来总琢磨，这步棋到底是怎么走到头的？
其实老天爷不是没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亲手把活路给堵死了。
故事得从四个月前说起，那会儿天还热着。
1949年8月，长沙城里跟个大蒸笼似的，人心比天还燥。
解放军早就过了长江，国民党的半壁江山，那是肉眼可见地在垮。
宋希濂当时坐镇湘鄂边，手底下十几万人马，听着挺唬人，其实一大半是临时收编的地方杂牌，人心不齐，装备也乱。
蒋介石让他顶住，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顶不顶得住的问题，这是啥时候完蛋的问题。
就在他愁得头发一把一把掉的时候，一封从长沙发来的电报，悄悄放在了他的桌上。
发报人，是跟他一个军校毕业的老同学，陈明仁。
电报上的字不多，可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宋希濂的心口上：一块儿干吧，起义。
这封电报，就是那个岔路口。
一边是眼瞅着要沉的破船，船上还有他效忠了半辈子的“校长”；另一边是前途未卜的新路，走过去，以前的一切都得推倒重来。
宋希濂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打了半辈子共产党，你让他一扭头就投过去，这坎儿，心里过不去。
他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在屋里转圈，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最后给陈明仁回了封电报，话说得特别绕：“投共之事，恐无容身之地…
事体重大，容我再琢磨琢磨。”
这“琢磨琢磨”，其实就是个软钉子。
他不敢，也不想。
就在他摇摆不定的时候，一个电话彻底把他推向了深渊。
打电话的是“小诸葛”白崇禧，白崇禧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个“内部消息”：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部队当场就被解放军缴了械，陈明仁本人也被扣起来了。
在那个消息满天飞，真假分不清的年头，这套说辞听着特别像那么回事。
这谣言，正好戳中了宋希濂最怕的地方——他怕投过去没好下场，怕被当成外人算计。
他信了，立马把手下的军官都叫来开会，斩钉截铁地说：“我跟你们讲，起义这条路是死路一条，陈明仁就是例子，我们不能上当！”
他就这么把老同学伸过来的手给甩开了，一门心思地琢磨着自己那套“曲线救国”的方案：把队伍拉到西南的大山里，最好是能撤到云南缅甸边上，跟胡宗南的部队合在一块儿，等着老美和老蒋那边有什么新动静。
他觉得这才是万全之策，是唯一能保全自己和部队的法子。
可他自己心里也犯嘀咕，这事儿靠谱吗？
历史的大车轮子，哪会因为你一个人的小算盘就停下来等你。
拒绝起义之后，宋希濂的霉运就算正式开始了。
他那个撤到滇缅边境的大计划，刚跟胡宗南通了通气，就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一封电报给骂了回来。
蒋介石让他死守原地，不准后退一步。
这下宋希濂是彻底没辙了，只能搞个B计划：以川鄂黔交界的大山为根据地，跟解放军打游击。
他一边画着地图，调兵遣将，一边还得硬着头皮应付南京国防部的电话，电话里全是斥责和命令。
他就像个走钢丝的，一边要防着前头的解放军，一边还得防着后头自己人捅刀子。
可战场上的事，从来不等人。
10月份，解放军主力跟尖刀一样，直插他的防区心脏大庸。
他费尽心机布置的防线，几天功夫就被撕得稀巴烂。
他手下的第14兵团，一个整军，说没就没了，军长钟彬，师长张一中，全当了俘虏。
这下，真的是兵败如山倒了。
宋希らなかった再也顾不上蒋介石的什么命令了，带着司令部剩下的一万多号人，主要是些文书、司机、伙夫之类的非战斗人员，仓皇西撤。
临走前，他把大家伙儿召集起来，发表了一通讲话，话里头全是怨气和不甘：“弟兄们，西南是保不住了，我看整个大陆都快没地方站了。
老头子（指蒋介石）在台湾，他也没办法了…
以后他管不着我了，我们也没必要再替他受这个气！”
这话一出口，就说明他心里那点“忠诚”已经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全是被人当成弃子的愤恨。
他跟手下人说，要带着他们翻过雪山，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重新拉起一支队伍，继续信奉他的“三民主义”。
可底下那些面黄肌瘦的兵，看着他那张同样疲惫绝望的脸，谁都明白，这不过是掉下悬崖前，胡乱抓的一把稻草。
最终，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被堵在了大渡河边。
他的悲剧，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刚被俘虏那会儿，宋希らなかった心里头一百个不服气。
他觉得这是天大的侮辱。
一个解放军的宣传干事想给他拍张照片，留个资料，他当场就炸了，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觉得这是要把他游街示众。
他对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打心眼儿里不信，认为那套“优待俘虏”全是说给外面人听的场面话。
真正让他脑子转过弯来的，是两次特殊的见面。
第一次，是跟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
他被带到杨勇的指挥部，心里已经做好了被审问、被羞辱的准备。
可杨勇一开口，就把他给整不会了。
杨勇没摆胜利者的架子，很直接地就说：“宋先生，听说你情绪很大，想法很多。
这不奇怪。
我们内部早就分析过你，觉得争取你起义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战场变化太快，我们没来得及做工作。”
这话，听得宋希らなかった一愣一愣的。
他头一次知道，在对手眼里，他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敌人”，而是一个被仔细研究过的具体的人。
杨勇接着说：“仗打完了，你应该多从实际出发，想想自己的后半辈子该怎么过。”
这番话不软不硬，但句句都说到了宋希濂的心坎里。
他开始琢磨，自己当初要是接了陈明仁那封电报，现在会是什么样？
第二次见面，就更让他百感交集了。
1950年，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他见到了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人——陈赓。
俩人就那么面对面站着，半天谁也没说话。
一个是功成名就的解放军大将，一个是穿着囚服的阶下囚。
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黄埔军校。
那时候，他们是最好的朋友，陈赓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要不是后来出了个“中山舰事件”，他吓破了胆，选择了退党，俩人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是陈赓先开了口，脸上带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希濂，你好啊！
看你身体还不错，我就放心了！”
就这么一句家常话，宋希濂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没有一句嘲讽，没有半点说教，就是老朋友见面的一句问候。
陈赓还问他记不记得俩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啥时候，宋希濂激动得声音都抖了：“记得，1936年，在西安！”
那次见面之后，宋希濂心里的冰，算是彻底化了。
他不再怀疑，不再抗拒，开始老老实实地看书学习，配合改造。
他从一个顽固的“反动将军”，慢慢变成了一个愿意重新认识世界的老头儿。
1959年12月4号，宋希濂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走出了北京功德林的大门。
晚年，他去了美国，跟儿女团聚。
但他没闲着，这位在历史漩涡里转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又开始操心起海峡对岸的事。
他不停地给在台湾的那些老同学、老部下写信，劝他们多为民族大义着想，推动两岸往来，实现和平统一。
台湾那边有人骂他“卖主求荣”，他也不在乎。
他跟人说，两岸分裂这个悲剧，是人搞出来的。
只要是人搞出来的事情，就总有办法可以解决。
1993年，宋希濂在美国纽约病逝。
他留下遗嘱，骨灰一半留在美国陪家人，一半送回老家长沙，撒在湘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