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真怪。

掰着指头数数1955年那十位大将,从南到北,从一野到四野,哪个山头都不缺代表,唯独战功赫赫的刘邓大军,也就是第二野战军,明面上瞅着,就出了陈赓这么一位。

这事儿就透着点不寻常,按理说,二野这支从大别山里杀出来、把中原搅得天翻地覆的铁军,怎么着也不该是这么个“待遇”。

其实啊,这水面底下藏着的事儿,比摆在台面上的有意思多了。

一开始的盘子里,给二野准备的,可不是一双筷子,而是三双。

除了雷打不动的陈赓,还有两个人,当时也是大将的热门人选,名字早就进了上头的小本本。

这俩人,一个是李先念,一个是张际春。

要是当初的剧本没改,二野就是妥妥的“大将天团”,一下子出仨,那得多风光。

可历史这出戏,最爱搞的就是临场改词儿,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最后就剩陈赓一个人,站到了聚光灯下。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倒,回到那个打天下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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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邓小平带着中原野战军,那真是把“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几个字刻进了骨头里。

这支队伍里,能打的将军一抓一大把,但要说站在金字塔尖上的,那公认的就是陈赓、李先念和张际春这三位。

陈赓就不用多说了,黄埔军校的尖子生,我党早期特科的王牌,战场上又是出了名的“鬼灵精”,打仗不按套路出牌,总能出奇制胜。

从红军时期开始,一路打到解放战争,哪场硬仗没他的份儿?

论资历,论战功,论在军中的威望,陈赓评大将,那是谁都得竖大拇指的事儿,没半点儿水分。

再看李先念。

这位可是红四方面军杀出来的一员悍将。

想当年,中原突围,几万人的部队最后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李先念硬是带着人从敌人的铁桶阵里钻了出来,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后来挺进中原,他独当一面,又能打仗,又能搞根据地建设,让部队有吃有穿有兵源,简直就是个全能选手。

作为当时中野的第二副司令,他的地位和能力摆在那儿,进大将名单,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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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张际春。

很多人可能对他不太熟,觉得他不像陈赓、李先念那样战功显赫。

但你要是问刘伯承、邓小平,他俩肯定会说,张际春是他们离不开的“贤内助”。

张际春是搞政治工作的,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队伍干革命。

在二野,他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管的就是部队的思想和士气。

打仗不光是拼刺刀,更是拼一股精神气。

怎么让战士们知道为谁打仗、怎么保持高昂的斗志,这些都是张际春的活儿。

二野的部队之所以那么团结、那么有战斗力,张际春功不可没。

在1954年初步拟定的授衔名单里,他的名字赫然在列,分量有多重,一看便知。

就这么一个“准大将天团”,看着就要齐刷刷地亮相了,可转折点,就在1954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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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全国上下的重心已经从打仗转到了搞建设。

新中国就像一个刚落地的娃娃,百废待兴,啥都缺。

特别是经济,那是一穷二白,得有个懂行、靠谱的人来操持这个家。

中央的领导们盘算来盘算去,目光落在了李先念身上。

李先念这人,不光会指挥枪杆子,还会盘活钱袋子。

他在根据地管后勤、搞经济的经验,那可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中央一声令下,李先念脱下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走进了国务院,当上了副总理,后来更是兼任财政部长,成了新中国的“大掌柜”。

你想想,管全国的钱,这担子比指挥一个兵团打仗可一点都不轻。

按照1955年授衔的规矩,评军衔的人必须是“在军队工作的现役人员”。

李先念既然已经转到地方,进了政府系统,那这军衔自然就与他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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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说不上是遗憾,只能说是国家的需要。

一个将军的荣耀,跟整个国家的建设大计比起来,孰轻孰重,他心里有数。

有意思的是,李先念这一“转身”,也间接促成了另一件事。

他和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王树声,都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

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实际作用,李先念可能更突出些。

但他去了地方,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资格最老的代表之一(曾任副总指挥),由他来代表这个“山头”接受大将军衔,就成了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安排。

如果说李先念的退出是顺应大势,那张际春的“拐弯”就更突然,更像是一次“紧急征用”。

1954年初的时候,张际春的军旅生涯正要迎来一个新的高光时刻。

当时他担任西南军区副政委,上头已经基本定下来,要调他到北京,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去给罗荣桓元帅当副手。

总政治部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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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全军政治工作的大脑中枢,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评个大将是十拿九稳的事儿。

可以说,张际春离那颗闪亮的将星,就差最后一步了。

可谁也没想到,变故发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子湖畔。

那年冬天,毛主席正在杭州休养,同时也在思考一些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

当时,国内外的思想领域暗流涌动,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冒了出来。

主席觉得,宣传阵地这个笔杆子,必须牢牢握在党的手里,需要派一个政治上绝对过硬、理论水平高、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去“压阵”。

主席想来想去,想到了张际春。

这位在二野把政治工作做得出神入化的“儒将”,不光自己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更厉害的是,他能把那些大道理,变成战士们听得懂、愿意听的大白话,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这个任务,交给他最合适。

于是,一纸调令急如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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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去总政的安排被立刻取消,张际春被紧急改任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接到命令,他没半点含糊,马上收拾行囊,告别了西南的崇山峻岭,奔赴北京的新岗位。

从此,他彻底脱下军装,从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变成了一个在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战士。

这次临危受命,让张际春在最后关头与大将军衔擦肩而过。

对一个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军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但他承担的新使命,其重要性,一点也不比一颗将星轻。

就这样,等到了1955年秋天授衔那天,刘邓大军曾经兵强马壮的“准大将天团”,最后只剩下了陈赓一人,作为这支英雄部队的唯一代表,佩戴上了大将军衔。

李先念后来长期主管国家经济,最终成为国家主席。

张际春则在宣传和文教战线上一直工作到1968年去世,默默地为这个国家掌稳思想的舵。